优先购买权在强制执行拍卖程序中的保护/张宝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54:18 浏览: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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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案外人以不动产承租人名义，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如何既保护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又防止被执行人钻法律的空子，在法院查封前甚至查封后，炮制租赁合同，干扰法院执行工作的正常进行，就成为一个难题。优先购买权与所有权在同一标的物上发生冲突时，是否不受任何限制，具有绝对效力，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优先购买权仅适用于当事人双方自主交易的场合，不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法院依国家强制力执行债务人的财产，取代债务人的地位而行使对被执行财产的处分权，与债务人自己处分标的物不同。因此，法院在拍卖被执行财产时，无需考虑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优先购买权作为民法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法定权利，无论在当事人的自主交易活动还是法院的强制拍卖程序中，都应当予以保护，不能随意剥夺。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已明确了强制拍卖程序中对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允许优先购买权人在强制执行拍卖程序中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既有利于维护优先购买权人的利益，又能保障拍卖的竞争性，与拍卖法的有关规定并不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以便优先购买权人决定是否参与竞买。对于法院尚未知悉的优先购买权人，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中一并告知优先购买权人参与竞买的权利，以及不登记竞买将丧失其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后果。但人民法院强制拍卖与当事人自行出卖毕竟不同，当事人自行出卖要受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的限制，且在第三人善意取得情形下，排除优先购买权的适用，在强制拍卖程序中，只要拍卖通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即可，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理期限的限制，也不考虑第三人主观是否善意。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还贷工作的实施办法》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等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还贷工作的实施办法》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财政局
大兴等五县区财政局、农村改水办公室：
在执行世界银行“ＣＨＡ－1578号”中国农村供水项目期间，我市于1985－1991年向国家财政部借“世行”贷款，8035537．5个特别提款权，（按当时汇率折合10361092．23美元，人民币40283892．31元）。同年开始，由市政府转贷给大兴
、昌平、顺义、通县、房山五个区县进行农村改水工作。按贷款协议要求，除贷款资金外（贷款资金占工程总造价的40％），市、县政府给予资金配套（占10％），农村集体、个人集资50％，共完成农村供水项目736个，使844个村，92．39万农民吃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贷款协议及全国爱卫会下发的还贷通知要求，自1995年9月5日起至2010年3月5日止，我市每年将分两次向国家偿还贷款，每次偿还贷款总额的三十分之一，即267851．25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还款额计算方法，贷款协议规定，以特别提款权（ＳＤＲ）为
单位，按还款时的汇率折算。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和国家汇率的调整，还款与借款时汇率差距甚大（借时汇率1ＳＤＲ＝1．2894ＵＳＤ，1ＵＳＤ＝3．888ＲＭＢ；而1995年8月2日中国银行发布的“国际金融市场行情表”的汇率，1ＳＤＲ＝1．55954ＵＳＤ，
1ＵＳＤ＝8．2967ＲＭＢ），给还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按8月2日汇率计算，15年内我市将向国家约还款103972105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还6931474元。借款期间，我市农民使用“世行”贷款折合人民币为40283892．31元，与还款总额相比，差
额（贷款风险）约为63688212元，约占还款总额的61％。
鉴于上述情况，按市政府与大兴等五个改水项目区县签定的贷款协议，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受益农民偿还的借贷金额部分，二是按照贷款担保合同，受益区县政府承担风险，即应还的ＳＤＲ数额按还款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的不足部分。由于此项工作涉
及面广、难度大，我市必须认真组织，狠抓落实。为确保农村改水项目还贷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做如下规定，望认真遵照执行。
1．各区县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还贷工作的认识，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本区县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保证按期、如数偿还贷款本息。
2．财政部分要把还贷资金纳入当年预算，认真执行贷款协议，切实起到对农村改水项目的担保作用，对受益农民还贷部分要有相应的制约措施，保证还贷资金及时到位。
3．在区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区县农村改水办公室负责受益农民的贷款回收工作。把回收贷款工作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结合本区县实际认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还贷措施，做到责任到人，定任务，定指标，保证按期、如数回收贷款。
4．在市政府领导下，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由市财政局和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每次还贷，各有关区县财政局、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分别将偿还贷款提前一个月汇至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待各区县交齐后，由市改水项目办公室统一偿还国家。
5．要认真总结还贷工作经验。每半年各区县要向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书面报告一次回收贷款情况，以便市领导及时了解掌握全市还贷工作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指导全市还贷工作。
1995年10月16日
1995年10月16日
我国证据模式的探讨与分析
刘成江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