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实施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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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1993年3月18日成都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4月1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5年7月26日成都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发挥其效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
　　（一）城市道路：车行道、人行道、高架路、公共广场、街头空地、路肩及其附属的配套管理设施和已征用或划拨的规划红线范围内道路建设用地；
　　（二）城市桥涵：桥梁（含立体交叉桥、人行天桥）、过街地下通道、涵洞等；
　　（三）城市排水设施：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排水沟、污水处理厂及窨井盖、水篦子等附属设施；
　　（四）城市防洪设施：河道、河堤、河坝、排涝泵站、排洪道及其附属设施等；
　　（五）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桥涵、街头绿地等处的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成都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
　　第四条　成都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负责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和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政工程设施实行统一管理，分级维护的原则。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维护范围，负责市政工程设施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级公安、城乡建设、规划、交通、工商行政管理、环保等有关部门应按照规定的职责和分工与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认真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管理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除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竣工资料外，应同时报送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工程经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验收合格后纳入正常管理。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时，沿线的其他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包括地下、地面设施）实施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第八条　市政工程设施可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的范围和收费标准按国家规定的管理权限报批。
　　市政工程设施收取的费用，应当用于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属于国家财产，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十条　对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一条　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应加强城市道路的管理和养护，保持道路设施完好。
　　第十二条　在城市道路上新开或封闭进出口的，必须向市规划局申报，市规划局在作出决定或审批之前，应征求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的意见，并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核发许可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因堆物作业、建筑施工、搭建亭棚、设置设施和停车场（点）等确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报经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批准，并按规定缴纳占道费、道路修复保证金和交通管理费，领取占道许可证后方可占用。
　　占用城市道路不能超期、超占和改变使用性质。占用期满，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状，并向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缴销占道许可证后退还道路修复保证金。
　　不准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市场，已占用城市道路设置的市场，应有计划地限期改造或拆除。
　　在规划中已不作为城市道路使用的现状道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确因规划建设需要将现状道路改作他用的，须经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市规划局会同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市公安局审查，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先赔偿、后占用的原则，赔偿不低于原路标准的费用。赔偿费用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用于城市道路建设。
　　第十四条　根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需要，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部门有权依法作出终止占用的决定，占用者必须执行。
　　第十五条　因工程建设确需挖掘城市道路，建设单位须持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办理城市道路挖掘手续，缴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保证金和交通管理费，领取挖掘许可证后方可挖掘。
　　挖掘城市道路须按照规定的时间、范围进行挖掘，不得超期、超挖。工程竣工后，经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缴销挖掘许可证后退还保证金。
　　第十六条　地下管线发生故障需挖掘城市道路抢修的，应在挖掘的同时报告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并在7日内补办手续。故障排除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按标准修复道路。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5年内不得挖掘。确需挖掘的，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道路挖掘费按标准加收2倍至10倍。
　　第十八条　凡因工程建设占道、挖掘城市道路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防护设施，明示占道许可证、挖掘许可证，严格按照安全规程施工。
　　第十九条　各种履带车及其他超限车辆确需通过城市道路时，必须事先报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批准。采取有效的技术安全保护措施并缴纳道路修复保证金后，在管理人员的监督下，按指定的路线和时间通行。
　　车辆通行后，道路确未损坏，在1个月以内，必须退还道路修复保证金。

第三章　城市桥涵管理

　　第二十条　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城市桥涵管理，保证桥涵安全。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桥涵时，其总重量超过桥涵负荷量的，须报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公安局批准，采取安全措施后，按市公安局指定的路线、时间通行。
　　第二十二条　未经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依附桥涵架设管线和修建设施。
　　第二十三条　城市桥涵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桥涵上停车和试刹车；
　　（二）侵占桥面、桥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
　　（三）未经批准在桥涵安全保护区内从事疏浚、挖掘、打桩、顶进等作业；
　　（四）其他损害、侵占桥涵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各排水单位应当搞好各自的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养护，保持其完好畅通。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或需将专用排水设施或其他排水设施接入城市公共排水设施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个人，须持市规划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按规划成片建设区域的排水设施在接入城市公共排水设施前应设置沉淀池、拦污栅及清淤设施。
　　城市排水设施施工必须由具备资质证书的市政工程施工队伍承担，竣工后经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并纳入正常管理。
　　第二十六条　城市排水设施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制。排水单位已建成的雨水、污水合流管（沟）必须逐步改造；新建、改建专用排水设施必须按雨水、污水分流的原则修建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
　　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按规定缴纳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第二十七条　因城市建设或单位新建排水设施需接入其他单位的专用排水设施时，产权单位应服从城市统一规划，不得拒绝。
　　城市排水设施发生故障或遇到险情需要断水抢修时，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合抢修。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排水设施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和设置其他各种管线；不得擅自拆除、改建、堵塞排水设施。
　　第二十九条　排放超标污水腐蚀排水设施或因使用不当造成排水设施堵塞的，由责任者承担维修费用，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
　　第三十条　排水单位应指定人员，对污水排放情况进行测定，按规定指标汇集水质、水量资料，向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报送。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城市防洪设施管理

　　第三十一条　城市防洪设施的整治和管理须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和全市防洪规划，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防洪安全。
　　第三十二条　河道堤顶的保护区宽度为：
　　（一）南河、府河16米；
　　（二）沙河、干河12米；
　　（三）排洪河10米；
　　（四）西郊河、饮马河5米；
　　（五）绳溪河及其他排洪道3米。
　　第三十三条　未经批准不得占用、挖掘河堤、河坝、河堤通道；不得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掏捞砂石、取土、堆物作业和占用、覆盖河道。
　　不准向河道、排洪道等防洪设施倾倒垃圾、废物以及排放有毒有害废水。
　　第三十四条　城市防洪设施，不得擅自占用、拆毁和改变使用性质。因城市建设确需占用现状河道、河堤的，市规划局在审批前应征求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设单位必须负责将河道、河堤按规划建成，保证行洪断面及河道堤顶的保护区宽度。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三十五条　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维护，保证设施完好和安全运行，保证照明度。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必须符合有关标准规范，工程竣工后须经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并纳入正常管理。
　　第三十六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占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必须报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有关手续。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不得损坏。因过失损坏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防止事故扩大，及时通知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抢修，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费用。
　　第三十七条　对危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安全的树木，照明设施管理部门应及时通知园林部门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一）直接在路面上拌合水泥砂浆或以重物撞损道路及其附属设施；
　　（二）在人行道上行驶机动车；
　　（三）将垃圾及其他废物倾倒在河道、排洪道内或排水设施内；
　　（四）在市政工程设施上乱贴、乱挂。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视情节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一）进行城市道路建设、养护，施工现场未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防护设施；
　　（二）占用城市道路改变使用性质的；
　　（三）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期满未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未经批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履带车或超限车辆的；
　　（五）未经批准在桥涵上行驶的车辆超过桥涵负荷限制的；
　　（六）未经批准依附桥涵架设各种管线或修建设施的；
　　（七）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上拉接广播线、通讯线、接用电源、安装其他设施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视情节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占用、拆除、移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二）未经批准将专用排水设施或其他排水设施接入城市公共排水设施以及将污水、雨水管道混接的；
　　（三）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掏捞砂石、取土、堆物作业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视情节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一）未经批准占用、拆毁防洪设施和改变使用性质的；
　　（二）未经批准在城市道路上新开或封闭道路进出口的；
　　（三）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未经批准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或改变排水走向的；
　　（四）未经批准拆除、迁建、占压城市排水设施的。
　　第四十二条　未经批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或超期、超占、超挖城市道路的，视情节责令限期改正并按实际占用挖掘或超期、超占、超挖的时间和面积处以城市道路维修费2倍至10倍的罚款。
　　占用、挖掘河堤通道的按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河道、河堤通道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拆除。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处罚，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执行。
　　处罚金额在5000元以上的，由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又拒不接受处罚的，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可扣押没收物品和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吊销占道（挖掘）许可证。
　　扣押没收物品和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吊销占道（挖掘）许可证，应当给当事人出具凭证或清单。
　　第四十六条　罚款统一使用市财政局印制的收据并如数上缴财政。
　　扣押没收物品和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按成都市罚没财物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对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市政工程设施主管部门除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外，有权要求追赔损失。
　　对破坏、盗窃市政工程设施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到法律的保护。侮辱、殴打、阻挠依法执行公务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十条　因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的责任，造成个人和单位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应负责赔偿；对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负责人可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秉公执法，对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枉法裁决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和各县（市）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1年1月15日由成都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成都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浅析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

刘成江


一、民法学中善、恶意的概念界定、判断标准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适用处境
　　善意、恶意是行为人对他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民商法上的重要范畴。善、恶意的区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认定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中的内容，关系到以法律评价系争事实对于拟适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有作用。尽管善、恶意的法律适用起源于罗马法，但至今，关于“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二种意义上使用“善意” 一词：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再者，民法学对善意的判断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两派观点，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为某民事行为时“相信”其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权利合法，依该说，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 “有怀疑”的情形并不被排除在外。善意的反面则是恶意。在民法上，关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作为恶意无可非议，但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的情形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主张“无怀疑，且尽到相当注意而仍深信不疑方为善意”，即“应当知道而不知”为恶意。各国有关善、恶意的具体认定，也存在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不为善意。日本民法则规定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时，方可适用善意取得，要求比德国民法要严格一些。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即推定为善意；若能证明行为人“明知”，则判定为恶意；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即过失）的情形，可作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因欠缺一般人起码的注意，为重大过失，依“重大过失等于恶意”规则，推定为恶意；若因“欠缺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需的注意，为一般过失；而若缺乏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为轻微过失”；这两种情形可不认定为恶意。由此可知，善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恶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主观状态“。
　　在物权法中，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在以下处境适用：原属A财产现被B占有（或为登记名义人），在B 无处分权的情况，第三人C与B交易并试图获得该财产所有权。在此处境，若第三人C不知道，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道（以下简称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B无处分权时，法律认定C 为善意；相反，当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B无处分权时，则法律认定C为恶意。用法律关系模型表示即：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交易相对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所有权人A与C 进行交易，则因A作为所有权人有当然的处分权，此情形下，法律无有评判C的善、恶意的需要。用关系模型表示即：A或B（即在事实所有权人A与法律所有权人 B重合的情形）（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们往往忽视其重合的情形或视重合的情形为上述：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相对人）的情形。这是造成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认知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C（交易相对人）。所以，对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探讨，是在A—B—C这一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的。在此关系模型中，A并不参与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当事人为B与C ，对C的主观状态究为善意或恶意的法律认定及进一步的责任追究，仅作为平衡原权利人A的静态物权保护与第三人C的交易安全保障的码键。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适用处境有二：一是属A物权客体被B自主、和平、公然占有且达一定期间，在B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自己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可否允许B依时效取得制度取得该物权客体；二是添附制度所导致的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情形。若添附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添附材料非属自己所有时，能否阻却其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以及恶意在失权者债权法救济中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认定，因立法模式不同而有不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弊端已成共识。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且定论难成的是，我国物权立法究采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反对物权形式主义者的“最锐利武器”就是：“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由上文可知：探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与恶意，非在A—C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只有在A—B—C法律关系模式中，因出现了人与物法律关系上的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才使得C的主观可责难性与否的法律考察成为可能和必要。若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而受让本属A财产，则C主观上构成恶意；相反，C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即属善意。我本人的研究认为：这些情况仅属于问题的“一般性状态”。这种一般性状态应包括“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两种情形。（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是对实际无权处分者依公示方式的有权推定，而所谓“无权者的有权推定”，就已经包涵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善意取得的概念中的“买受人出于善意受让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他人动产”，也已经表明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占有脱离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是公示公信原则得以适用的情形，对此等问题的考察，容后进行。
　　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对问题的“非一般性状态”的探讨上。所谓非一般性状态，笔者认为是在“占有交易物”下的状态。其适用处境如下：A将己所有的或者有权处分的财产依买卖行为移转予B， B受让该财产后又转让予C.此处境下，设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B间的财产转让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C在主观上是否构成恶意。因各国立法所采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不同，对C是否在主观上构成恶意的法律认定也就有相当的不一致。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在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AB间的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已构成了恶意，不予法律保护。从逻辑推理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恶意当然是不予法律保护；但是，从事实判断来看，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是否构成恶意？如果其无从构成恶意的话，则谈何“恶意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不论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下，C的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都不构恶意。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一）在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的处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第五十八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物权不发生变动，即物权仍然归属于A，而B之占有（或登记）属A财产是基于A的意思的占有，属于“占有委托物”的处境，符合上文A—B—C法律关系模式。因此，C在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的情况下受让该财产时，因其主观状态的恶意而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之，则有公示公信原则和所谓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处境实际上是上述“一般性状态”。
　　（二）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是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我国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财产不可能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或者既属于A也属于B或者属于A而不属于B.已移转的财产归属于受让人B是清晰而确定的。所以，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B对该物享有所有权，C受让B有所有权的财产符合上文圈定的第二种法律关系模型，即A—C.在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处境，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移转该物权的原因行为可撤销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物权行为，且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这样以来，在一个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买卖中，合同如果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物权变动不受其影响。所以，在B受让A移转的物权后，即使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只要物权行为成立或生效，则物权将确定的发生转移。此时，B作为物权人当然享有处分权，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与B间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也不构成主观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合同可撤销而未撤销时的情形相同，B具有与A同质的财产法地位，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情形。
　　作为体系性关联，在此有必要涉及对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
　　当然，“基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概念项下谈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解决一个前提——善意取得之性质属于法律行为吗？我国民法学通说向来认为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但笔者赞同“善意取得的性质是法律行为”的观点。因是之故，笔者将其放在“占有交易物”概念项下的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在B“占有交易物”的处境，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不构成恶意。在债权形式主义，只有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有B之身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此处境下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可撤销时，也不构成恶意。实质上，上述处境下的B都有物权处分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已使C之主观上善、恶意与否的法律认知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所谓“不构成恶意”实质上是“无所谓善、恶意”。但是，对此法律制度之安排，债权形式主义在不能认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之精致的同时，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既热衷原权利人失权后的债权法救济，又倾情对“占有交易物”所追求的物权归属状态的维护和信任，并以此使第三人的交易安全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原理的奥妙所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