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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2月26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3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和对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产品的质量管理，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办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引导、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产品质量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举报属实和协助查处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第六条 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检查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重点是：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用户、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
第七条 技术监督部门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监督抽查，是指对重点产品质量进行的检查；
（二）统一监督检查，是指在全省范围内对生产某类产品的所有企业进行的检查；
（三）定期监督检查，是指按照确定的产品目录和检验周期进行的检查；
（四）日常监督检查，是指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以及用户、消费者和有关组织举报、反映质量问题较多的产品进行的检查。
第八条 监督抽查、统一监督检查和定期监督检查必须按计划进行；在同一检查周期内，对经检验认定为合格的产品，不得重复检查。检查周期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为六个月。
省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制定全省性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市（地）县（市）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抽查和定期监督检查计划，报省技术监督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日常监督检查，由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实施。
第九条 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经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认定为不合格的，技术监督部门除责令其限期整改外，应当实行质量跟踪制度。整改后的首批产品，未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不得出厂销售。
第十条 对可能导致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后果的产品，以及用户、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可以实行售前质量报验制度。
实行售前质量报验的产品应当严格控制。实行售前质量报验产品的目录和实施办法，由省技术监督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监督检查及检验产品质量的依据是：
（一）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经依法备案的企业标准；
（三）产品标识中明示的内容、实物样品、产品说明和合同中的质量约定；
（四）国家和省技术监督部门批准的产品质量检验方法或质量评价规则。
第十二条 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人，并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二）进入产品生产、销售、存放场所进行检查，抽取检验样品；
（三）查阅、复制监督检查所需的合同、帐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等资料；
（四）封存、扣押有关物证、书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三条 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和有严重质量问题、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产品，经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封存、扣押的强制措施。
封存、扣押产品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十日。因检验有特殊时间要求的产品，可以顺延。
第十四条 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必须有两人以上参加，佩戴或主动出示有关证件，使用规定的执法文书和罚没收据，遵守法定的程序。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被检查者有权拒绝。
监督检查人员不得泄露生产者、销售者的商业秘密。
第十五条 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确需对产品进行检验的，技术监督部门或受技术监督部门委托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按照规定的方法和数量，从被检查产品中抽取样品。抽样人员在抽样时，应当按规定进行记录，妥善保管抽取的样品；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协助做好抽样、
送样工作。
用于检验的样品由被检查者按规定提供。检验完结留样期满后，除检验损耗部分或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退还的外，其余样品应当通知被检查者在三十日内领回；逾期不领回的，由实施监督检查的技术监督部门按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并经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授权的部门按照国家规定考核合格、并经认可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任务的机构和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检验，保证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公正、准确，并对其出具的检验报告负有法律责任。不得伪造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
第十八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向技术监督部门报送检验结果。检验结果应当在七日内书面通知被检验者。
被检验者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结果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下达检验任务的技术监督部门书面提出复验（查）申请。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在接到复验（查）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验（查）结论。
第十九条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检验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同级财政拨款解决，不得向被检验者收取；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的检验费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标识、包装，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生产者生产产品，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采用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生产者自行制定的产品标准，应当依法报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生产、销售下列产品：
（一）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
（二）国家明令淘汰的；
（三）过期、失效、变质的；
（四）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
（五）伪造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的；
（六）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七）伪造或冒用合格证书、检验报告、质量保证书等质量证明的；
（八）伪造或冒用产品标准标志、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商品条码标志的。
第二十三条 实行售前质量报验的产品，销售前必须按规定报经检验合格，方可销售。
第二十四条 对质量不合格但仍具有使用价值并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产品，必须以产品说明书或店堂、柜台告示等能为用户、消费者知悉的方式如实说明产品的实际质量状况，并在产品或其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明“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字样后，方可出厂或销售。
第二十五条 产品的监制者应当与生产者共同对被监制产品的质量负责，保证被监制产品的质量符合规定要求。
第二十六条 为生产者提供产品出厂检验服务的单位及其检验人员，应当对产品质量的检验结论负责，不得伪造检验数据或伪造检验结论，不得为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签发合格证明。
第二十七条 承印人承接印制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产品标准标志、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商品条码标志，以及含有以上标志、标识的包装物和其他物品，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并复印留存。委托人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不得承印。

承印人印制的前款所列标志、标识、包装物和其他物品，不得提供给非委托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生产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生产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至第（八）项规定的，责令公开更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销售；销售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项产品的，并处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
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一）不能指明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的；
（二）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进货票据、证明等凭证的；
（三）国家实行专营的产品，从非专营渠道购入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进货前应对产品的质量、标识、有关质量证明等进行检验、检查，未按照规定进行检验、检查或检验、检查不合格仍然进货销售的；
（五）被责令停止销售而继续销售的；
（六）有关部门以公告、通告、通知等形式明确告知不得销售而继续销售的；
（七）明知是禁止销售的产品而销售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除依照前两条有关规定处罚外，尚未售出的产品，除责令销毁的外，按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处理。
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除依照前两条有关规定处罚外，尚未售出的产品，责令标明真实的产地、厂名、厂址，改正或消除伪造、冒用的标志、标识、质量证明后，方可出厂或销售。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有偿向用户、消费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禁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使用；使用的产品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项情形之一的，并处没收产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的产品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情形之一的，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销售、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销售的产品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情形之一的，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监制的产品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监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生产者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更正，没收所收检验费，可以并处所收检验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承印的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印制工具和原辅材料，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擅自销售、转移、隐匿、销毁被封存、扣押、责令停止销售的产品的，没收产品，可以并处被销售、转移、隐匿、销毁产品价款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产品的生产、销售单位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除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对单位处罚外，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技术监督部门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上一级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单位主要责任人员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因检验错误致使被检查者损失的，由委托检验的部门承担赔偿责任。委托检验的部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检验机构追偿。
第四十条 技术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人员应当严格执法，秉公办案，认真履行职责。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规定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技术监督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权决定。法律、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罚款和没收物品，应当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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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1日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案件界定交织与处理机制探析

钱 晖 钱少林

[论文概要]：合同诈骗是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形式，由于此类诈骗犯罪是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经济合同违约纠缠不清，并交织在一起。一般说来，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是二者之间的界限。但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认定。（全文10167字）

[关键词]：合同纠纷；合同诈骗；界定；交织；处理机制



一、问题的引出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都是合同制度的衍生物，都是源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都涉及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都表现为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和纷争。一般而言，合同上的违约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具有同质性，都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与国家和法律所积极倡导和追求的行为规则模式，或称权利义务关系模型格格不入的行为，都是应当依法予以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行为。但二者在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分野，在制裁方式上也迥然有别。
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各个处理机关甚至出现踢皮球推诿的现象，从而形成实践中的“司法瓶颈”。
笔者撰写此文拟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之间的界定和两者之间的交织存在的情况以及处理这类纠纷的机制作分析一二，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准确界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必须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合同纠纷诉讼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合同的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是其继承人、财产权利的受让人，也可以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设立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
2、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地破坏了合同法律制度。
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特别中合同欺诈行为更是极其相似。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
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可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 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三、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
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纠纷案件常常表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此类案件如何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以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程序问题
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问题，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和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两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这两个通知实际上是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最初的司法文件来源。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更是为“先刑后民”的原则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处理上确产“先刑后民”的原则，其实就是解决主管和管辖的问题。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首先要解决是先由审判机关主管还是由侦查机关主管？其次，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审判机关先处理刑事案件还是先处理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