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上诉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其缓刑考验期应从何时起算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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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一词是从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多层次相关联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划分，传销也是“直销”范畴，直销是Direct Sale中译，意为：无店铺销售，它分为单层次营销和多层次营销，国际上习惯将单层次营销称为“直销”，将多层次营销称为“传销”。
直销从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一百多年来这种商家和消费者双赢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发展迅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商业经营模式也进入我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些知名国外企业如“安利”、“雅芳”等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带动了国内的这种经营模式的发展。但“南橘北枳”，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管理手段相应落后，加之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内地运用的是“店铺加直销员”的多层次营销，按当时的政策称为直销，造成了人们对传销、直销概念上的认识混乱，这种经营方式很快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利用传销大肆从事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这种被国外称为“老鼠会”、“金字塔型销售”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风行，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于1998年4月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封杀了中国的直销经营。
但是传销活动沉寂了没多久，很快就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并呈迅速滋生和蔓延之势，手段更加多样化，活动更加隐蔽，组织形式更加严密。人数更加众多，危害更加严重，致使很多群众受骗上当，引发了到政府部门上访静坐，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和封锁国道等事件，发生了被骗人员因生活无着，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有的自杀甚至杀死传销组织者的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领导都对打击传销活动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政策界限不清晰，有关职能部门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治理不是很有效，在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后，传销活动仍无收敛，还呈猖狂之势，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邪教”。
如何有效地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笔者对传销的特征、打击查处传销活动的难点和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传销活动特征
（一）行为极具欺骗性。传销活动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注册的合法公司企业，宣称从事的是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活动，除早期自称自已是传销外，现演变成用“重复消费”、“框架营销”、“网络倍增”、“连锁经营”、“复合加盟营销”、“消费联盟”、“滚动促销”等等华丽新潮的新名称，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下岗再就业等旗号，以“点石成金”，“快速致富”的诱饵，诱骗不明真相的，搞不清“直销”、“传销”为何物的人们上当，参与非法活动。
（二）传销活动的非法敛财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所以他们不论以何种名目为掩护的传销活动，在发展下线时都要收取费用，有的要参与者购买商品为加入条件，其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商品的实际价格，有的更干脆以“加盟费“、“会员费”、“许可费”、“培训费”等直接支付现金为加入条件，组织者和参与传销人员在所谓的“经营”中所获取的收益，并非来源于商品销售或服务所得的合理利润，而是层层盘剥他人加入传销活动时所购买商品的虚价部分或交纳的费用。所有钱财被金字塔顶尖的几个少数组织者攫取，下层的受骗者除了自已的钱财被骗，亲友的钱财被骗，受害者变成骗人者，不断循环扩张，成为组织者敛财工具，财富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个“水中月亮”。
（三）参与人员成分的复杂多样性。“拉人头”是传销活动最本质特征，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众多，老、中、青少年都有，下层大多属于下岗人员、农民、退休职工等低收入者，也有大中学生、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参与。主要手法是“杀亲杀熟”，由先加入的人以用工招聘、购销商品、合伙经商等名义，欺骗拉拢自已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加入传销活动，上线发展下线，一层一层欺骗拉拢人们参与，呈金字塔型地向下放射发展扩大，成为传销的牺牲品。
（四）组织形式的黑社会、邪教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与各职能部门的周旋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活动更加隐蔽，控制手段更加严密，作案手法更具欺骗性，在组织活动中分工明确，有组织者、管护人员、“讲师”，使用了黑社会手段（有的传销组织本身就控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手里），将参与者集中到一地居住，实行“家长制”管理，24小时监控，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允许随意外出，不准看电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杂志，对一些想退出的受骗者专人看管，非法拘禁，有的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在精神上进行强制控制，采用集中上课培训，由所谓“专家”、“业绩突出骨干”上课，强制性地不间断地对参与者进行强制精神灌输，经过反复洗脑，使参与人员坚信人人都能成为富翁。使部分人中毒很深，沉湎于传销活动。其组织形式控制手段与邪教组织大同小异，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邪教。
（五）传销活动的顽固性。由于查处打击力度不强，在查获的案件中，对传销组织和骨干分子没有伤筋动骨，不能彻底摧毁。在暴利驱使下，他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造成了甲地被查处后到乙地又聚集的恶性循环。
二、打击传销存在的难点
（一）法律滞后影响执法。直销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至今短短10多年时间，从正当的经营模式,演变派生成泛滥内地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对这一新的事物，我们建章立法却严重滞后，查处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无据可依，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没有直接针对传销犯罪的罪名，只能以《刑法》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相关罪名，追究这些在传销活动中发生的犯罪，但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追究这些犯罪时，法理上还有很多争论，定性定罪产生不少分歧，很少有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受到追究，因此难以震摄日益严重的传销犯罪活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二部法规，也因缺乏有严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使得二部法规的执行大打拆扣。
（二）慨念混淆认识模糊，影响查禁。传销究竟为何物，它与直销有何区别？国家是否允许，很多人不清楚，就连部分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也不是很清楚。国家工商总局在９７年１月颁布过《传销管理办法》，在政府文件中，媒体宣传上还有个“非法传销”的提法，打开电脑搜索,会出现许多“国务院制订颁布《禁止非法传销条例》”的条目，加之这些进入中国内地的世界知名直销企业，他们经营活动的走调变样，一些国有企业如保险公司，在培训员工、业务会议上的做法与传销组织对参与人员进行的精神灌输形式上差不多，对社会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造成非法传销被禁止的，传销还是允许的误解，人们头脑中存在着“直销”、“传销”、“非法传销”三个模糊慨念，认为自已在搞的与知名正规公司和国家企业一样的，自已在从事的活动也是合法的。加上新的传销方法不断出现，所以造成了大量不知情群众的积极参与。执法人员看传销组织从事的活动也是似是而非，在查处上就缩手缩脚, 甚至不敢查处，更使群众误认为这些经营行为是合法的。
（三）调查难取证难，影响打击效果。在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中，由于它的主体合法，人员众多，异地活动，参与人员不配合等特点，造成调查取证困难，查处一处传销活动，当场查获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要逐人调查取证，牵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法律又没规定可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有些案件众多的下层被骗人员四散在各地，要取得这些人的证据，也是项十分艰难的工程。还有一些只有被骗群众的报案案件，他的上线在异地，有的不知上线的姓名地址，有的上线他推上上线拿走了钱，查处这种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传销活动的一些书证也很难提取，查获的案件中获利行为，不是没有记帐就是帐目不全，有的故意隐匿、销毁，几乎很少能取得完备的证据，使得组织者、骨干分子逃过刑事追究，有的仅以行政处理了事，容易造成死灰复燃。
（四）受害者不合作、抗拒执法。经过传销组织“洗脑”，部分被骗参与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中毒太深的，一些陷入传销骗局虽已经了解内幕还企图捞回自已损失的，他们对政府取缔行动不理解，不配合，拒绝解救，对抗调查，有的行为偏激妨害执行公务，有的甚至聚众闹事、哄抢财物、砸毁车辆、堵塞国道，拢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
三、 打击传销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认识。传销至所以能象滚雪球似地快速蔓延扩展，关键是人们对它美丽外衣下的欺骗本质认识不清，我们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国家对直销、传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对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的慨念，有了明确的界定，《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两个法律定义能使全社会提高识别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　　　　　　　
　还要选择典型案例向人们揭露传销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披露那些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不断创造着各种看似十分前卫时髦新名词的传销活动的实质，认清传销活动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不信任危机，以及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人们抵制传销的免疫力，自觉做到不参与各种传销活动。
（二）积极履行职能，协同作战，共同治理传销活动。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各职能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查处中要互通情报，信息共享，对发现的传销活动，必须立即查证落实，坚持露头就打，不让它蔓延。社区要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和出租房屋治安管理，预防传销在社区和乡村活动。
(三)　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严惩传销犯罪。目前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给打击传销带来一定难度，在国家未对传销犯罪专门设定为“传销罪”罪名情况下，对查获的传销案件，要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分析研究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所获取的证据，对涉嫌触犯《刑法》有关条文的，按所涉的罪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组织传销活动的，其获取的财物数额达到构成犯罪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隐瞒实际情况以返利为诱饵，向下家推销与实际价值高出好几倍产品的，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收取入会费、加盟费、发行期股等等，符合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处；将受害人骗到异地，强制关押“洗脑”，对不听话的人进行体罚，对逃跑的人使用暴力伤害、抗拒妨害有关部门解救的，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对提供场地、出租房屋给传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如明知在其提供的场所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进行处罚，对在查禁工作中向传销人员通风报信、编造谎言欺骗执法人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阻碍查禁的，可按窝藏、 包庇 ，妨害公务追究场所提供者法律责任。
（四）加强情报信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传销活动具有诡秘性、反复性、高对抗性特点，要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和使用专门力量相结合，收集情报信息，及时发现传销活动的蛛丝马迹，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总结经验，分析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主动，不断提高打击查禁传销的能力。
打击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抱着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职责，以期达到剿灭传销这一“经济邢教”的目的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对完善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思考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王忠辉律师

【内容摘要】我国现已建立起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以《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然而，考察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相关规定大都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且极不统一，有进一步改革、完善之必要。本文从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现状出发，指出现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存在商业秘密属性不明、权利主体及侵权主体范围过窄、侵权方式过于原则、缺乏商业秘密保护限制性规定等诸多问题，并提出明确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属性、完善相关主体规定、引入限制性规定及法定赔偿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商业秘密 法律保护 问题 立法

现代商业竞争中，商业秘密成为能给经营者带来巨大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谁掌握商业秘密，谁就占据了现代商业竞争的制高点。因此，经营者一开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开发、整理和总结自身的商业秘密上，而对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得来不易的商业秘密则思之甚少。然而，随着人才的频繁流动，商业合作的广泛开展，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泄密现象愈演愈烈，商业秘密经常被无端泄露或遭他人盗用，给经营者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经营者开发商业秘密的热情，也破坏了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要求采取有效的法律手段保护商业秘密的呼声愈来愈高，世界各国纷纷结合本国国情对商业秘密给予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我国自90年代以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商业秘密给予保护，但总的来说，现行规定内容分散、系统性不强、保护程度较弱，因此，改革、完善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起步较晚，建国以后直到1991年基本上为空白。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商业秘密”这一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商业秘密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尽管当时我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仅仅停留在民事诉讼活动范围内，未能揭示出商业秘密的本质含义、构成要件等，但是，它却昭示了商业秘密受我国法律保护这一立法方向，在社会上引起了十分积极的反响。
1992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后，为履行保护商业秘密的承诺，我国于1993年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首次对商业秘密的概念、几种侵权行为以及违反规定应追究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成为我国商业秘密立法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我国在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1997年颁布的《刑法》、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作出了补充或特殊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最高人民法院等也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或解释，相关立法、解释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实社会对商业秘密保护提出的要求。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一个包括民事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和刑事法律保护在内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

二、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综观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规定，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主要分散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虽然这些法律对商业秘密的范围、构成要件、侵害商业秘密的方式及对侵害行为的制裁等均有涉及，但保护还是显得过于分散，不够全面、系统，且原则性规定较多，不便于实际操作。主要表现在：
（一）商业秘密性质不明确
商业秘密的属性问题往往决定一国的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理论，是明确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依据、保护方式和保护程度的关键性问题，明确商业秘密的属性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各国理论界及司法界对于商业秘密的属性一直争论不休，存有疑义。有人认为，商业秘密只具有类似于财产的性质，保护商业秘密的理论基础是被告违反其与原告之间的信赖关系，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来自于竞争法，而不是财产法，故否定其为财产权，只认定其为准财产权； 有人则认为，商业秘密在性质上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相同，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晶，是一种知识产权。 对于商业秘密的性质，我国理论界及司法界也极不统一，长期以来并未意识到将商业秘密提高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认为其仅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竞争手段。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将商业秘密当作知识产权来对待，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并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如中、美两国政府于1992年签订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即将商业秘密归入知识产权范围。TRIPS第一部分也明确规定了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一种财产权，明确了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但从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来看，尚无法律明确将商业秘密界定为知识产权。
（二）权利主体范围过窄且无归属规定
我国《劳动法》将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限于用人单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限于经营者，而将单纯从事发明创造而获得商业秘密及通过其他合法手段获得商业秘密的其他机构及自然人排除在商业秘密保护之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6款将商业秘密权利人定义为：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多少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不足。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此项文件，不过是部门规章，影响有限。
另外，确定商业秘密的归属，是判定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前提。因此，如何确定商业秘密的归属，是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而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并无关于商业秘密归属的直接规定。
（三）侵权主体范围狭窄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限于“经营者”，对于非经营者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未列入该法调整的范围；《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限于“被侵权单位的劳动者，对于被侵权单位之外的单位及个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未作规定；《合同法》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限于“合同当事人”，而事实上合同关系之外的任何第三人都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责任主体；《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的规定则突破了前述法律的限制，不仅将个人规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责任主体，而且也肯定了单位犯罪的存在，且犯罪主体不受经营者、合同关系等限制，应当说保护的范围比较宽泛。但毕竟《刑法》仅适用于刑事犯罪，其有关主体的扩张解释并不能自然适用于民事侵权领域。
（四）侵权方式过于原则且适用范围受限
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法关于侵权方式的规定采取完全列举式，等于将未列举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侵权方式统统排除在外，不利于商业秘密的全面保护。
另外，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除《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作出明确规定且规定一致外，其他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对此尚未作出规定。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尚不能自然适用于劳动法、合同法等领域，而实际情况是，商业秘密的侵权方式并不会因部门法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现行规定必然人为造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法律规定的不统一，影响法律执行的效果。
（五）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规定
世界各国在以法律形式保护无形财产时无不明确指出：法律一方面要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众共同分享无形财产带来的巨大福利，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为此，法律在以专有权利保护无形财产利益的同时，也对这种权利给予合理约束。 考察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规定几乎为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次引入了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规定，该解释明确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但从商业秘密限制的法律制度来讲，这些规定明显不足，且仅仅停留在司法解释的范畴，尚未上升为法律。
（六）程序法规定明显不足
商业秘密主要依靠权利人采取行之有效的保密措施维护其权利。商业秘密一旦公开，权利人则丧失其占有。因此，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诉讼程序有许多特殊性。如何保证商业秘密在诉讼中不致二度伤害，在诉讼程序上现行法律、法规均无规定。如举证责任问题，商业秘密诉讼的级别管辖问题，商业秘密的保密审理等基本制度均缺乏明确的规定。

三、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立法构想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保护极其分散，且不够全面系统。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商业秘密法律保护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制定专门法，全面、系统地就商业秘密的概念、构成要件、权利归属及侵害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等作出规定，并明确其知识产权属性。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根据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显示，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立法早已被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国家经贸委曾受托于 1994年8月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成立了《商业秘密保护法》起草小组，并先后拟订了《商业秘密保护法（征求意见稿）》和《商业秘密保护法（送审稿）》，只可惜至今尚未出台。当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笔者坚信，随着条件的成熟，各方认识上的统一，《商业秘密保护法》终究会“前呼万唤始出来”。赶在《商业秘密保护法》正式出台之前，笔者仅就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谈以下几点粗浅看法。
（一）明确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
客观地说，自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及签署TRIPS后，事实上已经承认将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知识产权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只是在国内立法中尚未明确其知识产权属性而已。从商业秘密本身来看，与其他知识产权相比，它同样也是人们在生产经营中创造的一类特殊的无形财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晶，是一种精神财富，同样也可以成为合同的标的而成为交易之对象。 因此，考虑到商业秘密自身的特性及履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我国宜在国内立法中明确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
明确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后，在法律上设定其转让、许可使用、质押等权能就容易很多。从目前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赋予商业秘密转让、许可使用权能均不持疑义，但对于赋予商业秘密质押权能却大都持保留态度。这可能与我国现行《担保法》的规定及商业秘密的特性不无关系。 但笔者认为，既然我们承认商业秘密属于财产权范畴，而其又并非法律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权利，根据法理精神，其依法就可以作为质押的标的。至于现有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日后的完善来解决，毕竟法律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并为经济生活服务的，法律不应成为经济生活的绊脚石。至于商业秘密的特殊性，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来作出保障，无须过分担忧。
（二）完善权利主体、侵权主体、侵权方式等规定
关于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仅仅将其限定在经营者与用人单位，而将单纯从事发明创造而获得商业秘密及通过其他合法手段获得商业秘密的其他机构及自然人排除在商业秘密保护之外，严重挫伤了有关单位、个人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的积极性，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因此，笔者建议，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若干规定》定义的商业秘密权利人上升为法律，即商业秘密权利人为依法对商业秘密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扩大保护范围。在规定商业秘密的权利主体时必然涉及到商业秘密的归属问题，由于实践中商业秘密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法律应当对各种情况下产生的商业秘密的归属作出规定，以进一步明确权利主体。
有关商业秘密的侵权主体，现行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也非常狭窄，如《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规定侵害商业秘密的主体限于劳动者；《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侵害商业秘密的主体限定为经营者；《合同法》则将侵害商业秘密的主体限定为合同相对人。当然，这些法律关于商业秘密侵权主体的局限性是与各自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的不同有关的，并非法律本身存在问题。在出台专门《商业秘密保护法》背景下，笔者建议，对侵权主体作出全面、统一的规定，将商业秘密权利人之外的任何单位与个人均列入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
有关商业秘密的侵权方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均作出明确、一致的规定，但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来看，对于商业秘密的侵权方式完全采取列举式规定，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要完全依据这些规定来进行判定。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总是千差万别，一味依据现有列举式规定来进行侵权与否的判断必然会陷入某种行为严重侵害他人商业秘密却不能被认定为侵权的窘境。笔者认为，分析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应当严格围绕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而不应拘泥于列举的范围。为此，笔者建议，有关商业秘密的侵权方式，应在现有列举式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一项概括式规定，避免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尴尬。
（三）引入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规定
1、社会公共利益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
商业秘密权属于私权范围，但其取得和行使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公益性目标，对商业秘密权进行一定的限制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法律应当确立社会公益优先的原则，在个人商业秘密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商业秘密权作出适当限制。
2、自行开发研制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