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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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
桂价费字〔2003〕46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财政厅 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物价局、财政局、人民防空办公室：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OO四年二月十二日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2001〕9号)、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财政部《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和《印发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的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0〕47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如下：
一、县级(含县城)以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防空地下室建设所需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建设费用据实列入建设项目开发成本。如因地质条件限制等原因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有批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按规定交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易地修建人防工程。
二、防空地下室建设要坚持以建为主，凡是按规定进行了防空地下室建设的不得再收费。如因下列条件限制不能配套建设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易地建设或交纳易地建设费：
(一)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三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经济上很不合理的；
(三)建在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
(四)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五)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少于150平方米，不利于战时和平时使用的。
三、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标准：
(一)十层以上或基础埋深达三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地面总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他民用建筑和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等要求修建6级以上防空地下室的，按应建面积每平方米收费标准为：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1500元；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城市1000元，其他县级(含县城)城市800元。
(二)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修建除前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民用建筑，按项目总建设面积缴纳易地建设费，具体收费标准为：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8元；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元。
四、对以下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应予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一)免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商品住宅项目；因遭受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
(二)减半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居民住宅；新建幼儿园、学校教学楼、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
五、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组织收取，收取的收入属于预算外资金，应全额缴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应纳入人防经费预算，统筹安排并专项用于易地建设人防工程，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统筹调剂，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不得挪作他用。
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从各市每年收取的易地建设费总额中集中6%，用于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项目建设和全区人民防空工程抢险维护的专项经费及补助重点人防城市人防工程建设等。
六、收费单位接到本文后应及时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亮证收费。各级价格、财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的监督检查，对擅自减免或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挪用、截留和改变收费资金用途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要及时依法进行查处。
七、本规定自2004年4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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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案件界定交织与处理机制探析
钱 晖 钱少林
[论文概要]：合同诈骗是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形式，由于此类诈骗犯罪是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经济合同违约纠缠不清，并交织在一起。一般说来，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是二者之间的界限。但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认定。（全文10167字）
[关键词]：合同纠纷；合同诈骗；界定；交织；处理机制
一、问题的引出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都是合同制度的衍生物，都是源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都涉及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都表现为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和纷争。一般而言，合同上的违约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具有同质性，都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与国家和法律所积极倡导和追求的行为规则模式，或称权利义务关系模型格格不入的行为，都是应当依法予以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行为。但二者在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分野，在制裁方式上也迥然有别。
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各个处理机关甚至出现踢皮球推诿的现象，从而形成实践中的“司法瓶颈”。
笔者撰写此文拟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之间的界定和两者之间的交织存在的情况以及处理这类纠纷的机制作分析一二，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准确界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必须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合同纠纷诉讼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合同的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是其继承人、财产权利的受让人，也可以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设立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
2、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地破坏了合同法律制度。
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特别中合同欺诈行为更是极其相似。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
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可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 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三、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
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纠纷案件常常表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此类案件如何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以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程序问题
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问题，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和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两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这两个通知实际上是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最初的司法文件来源。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更是为“先刑后民”的原则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处理上确产“先刑后民”的原则，其实就是解决主管和管辖的问题。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首先要解决是先由审判机关主管还是由侦查机关主管？其次，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审判机关先处理刑事案件还是先处理民事案件？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八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2012年1月12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活动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社会建设应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完善社会服务为基础，以促进公平正义为导向，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法治建设为保障，实现社会的富裕安康、公平正义、活力创新、文明有序。
第四条 社会建设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建设、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市政府应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六条 社会建设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任务、要求和政策措施。
市政府各部门和区政府应当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编制社会建设年度计划，确定年度目标责任，保证规划的实施。
第七条 促进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责任，应当发挥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作用，形成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良好社会局面。
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建设的教育、宣传、推广、实施和监督工作。
对在社会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基本公共服务
第一节 公共教育
第八条 优先发展教育，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构建面向全民的多层次终身教育体系。
市、区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建立健全多渠道的学生资助制度，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第九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义务教育学校设备设施的标准化配置和统一的日常运行经费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调整长效机制。
第十条 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促进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发展。加快普通高中规划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加快普及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探索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第十一条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就业促进
第十二条 按照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完善促进各类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扶持和规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实现充分就业。
第十三条 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普惠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鼓励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市、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引导劳动者树立适应市场需求的就业观念，增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十四条 建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多方合作的促进创业机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营造鼓励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多种就业形式，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开发就业岗位，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重点帮助。
第三节 收入分配与劳动者权益
第十六条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提高同步的长效机制。
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
探索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挂钩的长效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市政府应当建立低收入群体补助和临时价格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
第十七条 市、区、街道应当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完善集体协商机制，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健全劳动用工信息申报和劳动关系信用征信制度，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理机制。
第十九条 加强劳动人事仲裁实体化建设，健全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第二十条 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工作场所职业健康监管，建立和完善职业病危害监测和预警机制。
第四节 社会保障
第二十一条 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依法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十二条 依法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提供与社会保险相衔接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三条 按照政府救助、社会互助和个人自助协同的原则，以特殊困难群体救助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临时救助、社会互助、个人自助为补充，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制度。
第二十四条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市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物价指数变动等因素，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与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政策的衔接平衡。
第二十五条 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立以社会养老服务和残疾人、孤儿福利服务为重点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开放水平，鼓励社会资本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现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推进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
第二十六条 发展慈善事业，增强慈善意识，培育慈善组织。鼓励公募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募捐活动。
建立和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表彰激励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
第五节 医疗卫生
第二十七条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体系，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医疗服务标准化，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逐步提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标准，全面普及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免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第二十八条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探索医、药分离，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和完善医疗机构举办主体多元化格局。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以社区健康服务为基础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提高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完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基本医疗服务标准化。
第六节 住房保障
第三十条 住房保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层次适度保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立足保障基本需求，重点发展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市政府可以通过建设、购置、租赁等方式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市政府应当完善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机制，保证保障性住房质量。
第三十一条 完善保障性住房租售机制，建立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的租售和监管制度，严格规范准入、退出管理和租售标准。
第七节 公共交通
第三十二条 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优化换乘中心功能和布局，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率，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城市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合理引导机动车辆出行，控制机动车辆的过快增长。
推进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无缝接驳。鼓励和提倡非机动方式出行。
第三章 社区建设
第三十四条 加强社区建设，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实现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统筹发展，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三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组织和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社会服务管理格局，提高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能力。
第三十六条 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制定、实施社区服务标准和规范，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社区服务效能。
第三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和设施设备维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为社区服务和管理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
探索社区建设多渠道融资，鼓励社区成员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共建、共享、共用的社区公共资源管理机制。
第三十八条 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公安、民政、卫生、文化、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构建跨部门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
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服务社区居民、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的工作和服务网络建设。
实行行政管理事项社区准入制度。
第三十九条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构建综合性、非行政化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
第四十条 依法加强居民委员会建设，强化居民委员会议事、监督、服务和纽带的职能，支持居民委员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
探索建立和完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体制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通过依法选举交叉任职，探索建立物业管理与居民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居民自治模式。
探索建立非户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机制，保障非户籍居民平等参与社区自治和管理。
第四十一条 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拓展社区服务内容，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第四十二条 建立和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公职人员联系社区、服务群众制度，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密切党和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四章 社会组织
第四十三条 按照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大力发展服务民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支持发展符合产业导向的行业性社会组织，引导和规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新型社会组织。
第四十四条 设立市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拟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协调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十五条 推进行业管理与协调、社会微观事务服务与管理、技术和市场服务等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依法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
市、区政府应当制定并公布年度转移社会服务与管理事项目录。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设立购买服务项目库。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服务购买流程和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
第四十七条 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应当作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八条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对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养老、残疾人康复等基本民生服务领域的，应当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
第四十九条 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年度检查制度、查处退出制度等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登记与监管信息系统和服务信息网络，形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业务指导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交流和协同监管机制。
第五十条 深化社会组织登记体制改革，细化分类登记标准，简化登记手续，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的范围。
探索实行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文娱类、科技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
符合规定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实行备案管理。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民主管理、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等机制，提高社会组织自律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平台和诚信记录档案。社会组织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载入诚信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三条 社会组织接受境内外捐赠、资助的，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四条 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体系构建工程，探索建立学历教育、专业培训、知识普及相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登记注册、资格聘任、绩效评估、奖惩晋升为主要内容的职业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
拓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重点在社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第五十五条 鼓励开展志愿者服务研究与培训，拓宽志愿服务领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支持组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鼓励本市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志愿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服务。
推动建立志愿者服务评价、激励机制。
第五章 社会管理创新
第五十六条 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五十七条 科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有序扩大户籍人口比重，通过产业、人口、空间三方联动，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业态调控，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推进和完善居住证制度和非户籍人口积分入户制度，促进社会融入和生活融合。
第五十九条 加强出租屋管理，完善信息采集、租赁登记备案、出租屋隐患问题通报处理反馈制度，强化租赁市场执法，完善房屋编码和出租屋分类管理系统，推进工作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创新，推进出租屋管理与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紧密结合。
第六十条 制定和完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刑事被害人、流动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政策，建立健全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体系。
第六十一条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强化社会治安评估分析制度，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建立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信息追溯制度。
实行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公众安全意识。
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技术平台建设。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第六十二条 探索、创新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建立和完善区、街道、社区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平台，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效能。
鼓励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推广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时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纳入综合治理考评体系。
第六十三条 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原则，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构建文明和谐、活力有序的网络虚拟社会。
本市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网络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网络民意收集和反馈制度，推进网络政务建设。
第六十四条 按照职责法定、运作独立、决策民主、执行高效、监管到位的原则，推进法定机构改革。
在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的社会管理服务领域率先探索设立法定机构。
第六章 促进和保障
第六十五条 市、区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制定社会建设工作规划，完善社会建设政策体系，协调解决社会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工作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落实社会建设工作责任制。
第六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依法推进社会建设。
第六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推进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项目法定化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行政服务项目管理系统，实行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目录化管理。
建立和完善网上审批平台，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六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按照便民高效、制约有效的原则，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加快社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程，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市、区政府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第六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社会建设工作实绩应当作为公务员考核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解决社会问题、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法治环境。
第七十条 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社会整体运行效率。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建立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电子政务体系，增强政务网站的公共服务功能，扩大政务信息公开，提高在线服务能力。
完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促进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七十一条 在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引领和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
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资源保障。
第七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应当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提高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做好直接服务群众工作。
第七十三条 建立社会建设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组织和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社会建设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应当征求和听取公众的意见、建议，增强社会建设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第七十四条 建立健全社会安抚关怀机制，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爱行动。
规范和发展专业心理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救助服务。
建立健全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机制和公众情绪评估预警机制，疏导社会情绪，平衡社会心理。
第七十五条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推进现代法治文化建设，倡导文明诚信守法理念。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廉洁的基本道德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公民的行为。
探索建立市民荣誉表彰制度。
第七十六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营造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强化守信鼓励和失信惩戒。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施政公信力和运作透明度。
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和企业信用系统，推动各类企业诚实纳税、守法经营。
加强个人诚信建设，逐步建立个人诚信数据库，教育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七条 本市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和完善推进社会建设的各项法规、规章和制度。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钱 晖 钱少林
[论文概要]：合同诈骗是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形式，由于此类诈骗犯罪是利用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经济合同违约纠缠不清，并交织在一起。一般说来，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是二者之间的界限。但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认定。（全文10167字）
[关键词]：合同纠纷；合同诈骗；界定；交织；处理机制
一、问题的引出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都是合同制度的衍生物，都是源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都涉及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都表现为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和纷争。一般而言，合同上的违约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具有同质性，都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与国家和法律所积极倡导和追求的行为规则模式，或称权利义务关系模型格格不入的行为，都是应当依法予以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行为。但二者在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分野，在制裁方式上也迥然有别。
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各个处理机关甚至出现踢皮球推诿的现象，从而形成实践中的“司法瓶颈”。
笔者撰写此文拟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之间的界定和两者之间的交织存在的情况以及处理这类纠纷的机制作分析一二，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准确界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必须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合同纠纷诉讼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合同的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是其继承人、财产权利的受让人，也可以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设立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
2、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地破坏了合同法律制度。
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特别中合同欺诈行为更是极其相似。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
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可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 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三、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
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纠纷案件常常表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此类案件如何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以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程序问题
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问题，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和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两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这两个通知实际上是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最初的司法文件来源。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更是为“先刑后民”的原则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处理上确产“先刑后民”的原则，其实就是解决主管和管辖的问题。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首先要解决是先由审判机关主管还是由侦查机关主管？其次，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审判机关先处理刑事案件还是先处理民事案件？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八号）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
（2012年1月12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特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活动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社会建设应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完善社会服务为基础，以促进公平正义为导向，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特色，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法治建设为保障，实现社会的富裕安康、公平正义、活力创新、文明有序。
第四条 社会建设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建设、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
第五条 市政府应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六条 社会建设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任务、要求和政策措施。
市政府各部门和区政府应当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和任务，编制社会建设年度计划，确定年度目标责任，保证规划的实施。
第七条 促进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责任，应当发挥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作用，形成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良好社会局面。
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建设的教育、宣传、推广、实施和监督工作。
对在社会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基本公共服务
第一节 公共教育
第八条 优先发展教育，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构建面向全民的多层次终身教育体系。
市、区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建立健全多渠道的学生资助制度，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第九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义务教育学校设备设施的标准化配置和统一的日常运行经费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调整长效机制。
第十条 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促进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发展。加快普通高中规划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加快普及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探索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第十一条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就业促进
第十二条 按照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完善促进各类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扶持和规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实现充分就业。
第十三条 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普惠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鼓励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市、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引导劳动者树立适应市场需求的就业观念，增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十四条 建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多方合作的促进创业机制，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营造鼓励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多种就业形式，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开发就业岗位，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重点帮助。
第三节 收入分配与劳动者权益
第十六条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提高同步的长效机制。
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
探索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挂钩的长效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市政府应当建立低收入群体补助和临时价格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
第十七条 市、区、街道应当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第十八条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完善集体协商机制，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健全劳动用工信息申报和劳动关系信用征信制度，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理机制。
第十九条 加强劳动人事仲裁实体化建设，健全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第二十条 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工作场所职业健康监管，建立和完善职业病危害监测和预警机制。
第四节 社会保障
第二十一条 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依法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十二条 依法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提供与社会保险相衔接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三条 按照政府救助、社会互助和个人自助协同的原则，以特殊困难群体救助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临时救助、社会互助、个人自助为补充，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综合性社会救助制度。
第二十四条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市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物价指数变动等因素，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与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政策的衔接平衡。
第二十五条 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立以社会养老服务和残疾人、孤儿福利服务为重点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开放水平，鼓励社会资本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现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推进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
第二十六条 发展慈善事业，增强慈善意识，培育慈善组织。鼓励公募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募捐活动。
建立和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表彰激励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
第五节 医疗卫生
第二十七条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体系，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医疗服务标准化，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逐步提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标准，全面普及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免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第二十八条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管、办分离，探索医、药分离，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形成和完善医疗机构举办主体多元化格局。
第二十九条 建立健全以社区健康服务为基础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提高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完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补偿机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化和基本医疗服务标准化。
第六节 住房保障
第三十条 住房保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层次适度保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立足保障基本需求，重点发展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市政府可以通过建设、购置、租赁等方式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市政府应当完善保障性住房质量监督机制，保证保障性住房质量。
第三十一条 完善保障性住房租售机制，建立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的租售和监管制度，严格规范准入、退出管理和租售标准。
第七节 公共交通
第三十二条 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优化换乘中心功能和布局，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率，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城市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合理引导机动车辆出行，控制机动车辆的过快增长。
推进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无缝接驳。鼓励和提倡非机动方式出行。
第三章 社区建设
第三十四条 加强社区建设，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实现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统筹发展，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三十五条 建立和完善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组织和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社会服务管理格局，提高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能力。
第三十六条 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社区服务资源，制定、实施社区服务标准和规范，实现社区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社区服务效能。
第三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和设施设备维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为社区服务和管理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
探索社区建设多渠道融资，鼓励社区成员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共建、共享、共用的社区公共资源管理机制。
第三十八条 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公安、民政、卫生、文化、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构建跨部门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
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服务社区居民、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共安全的工作和服务网络建设。
实行行政管理事项社区准入制度。
第三十九条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运行机制，构建综合性、非行政化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模式。
第四十条 依法加强居民委员会建设，强化居民委员会议事、监督、服务和纽带的职能，支持居民委员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
探索建立和完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体制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通过依法选举交叉任职，探索建立物业管理与居民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居民自治模式。
探索建立非户籍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机制，保障非户籍居民平等参与社区自治和管理。
第四十一条 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拓展社区服务内容，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第四十二条 建立和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公职人员联系社区、服务群众制度，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密切党和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四章 社会组织
第四十三条 按照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社会组织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大力发展服务民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支持发展符合产业导向的行业性社会组织，引导和规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新型社会组织。
第四十四条 设立市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拟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协调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十五条 推进行业管理与协调、社会微观事务服务与管理、技术和市场服务等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依法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
市、区政府应当制定并公布年度转移社会服务与管理事项目录。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设立购买服务项目库。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服务购买流程和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
第四十七条 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机制，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应当作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八条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对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养老、残疾人康复等基本民生服务领域的，应当给予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
第四十九条 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资金管理制度、年度检查制度、查处退出制度等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登记与监管信息系统和服务信息网络，形成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业务指导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交流和协同监管机制。
第五十条 深化社会组织登记体制改革，细化分类登记标准，简化登记手续，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的范围。
探索实行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文娱类、科技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
符合规定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设立实行备案管理。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民主管理、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等机制，提高社会组织自律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平台和诚信记录档案。社会组织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载入诚信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三条 社会组织接受境内外捐赠、资助的，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四条 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体系构建工程，探索建立学历教育、专业培训、知识普及相结合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登记注册、资格聘任、绩效评估、奖惩晋升为主要内容的职业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
拓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重点在社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发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第五十五条 鼓励开展志愿者服务研究与培训，拓宽志愿服务领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促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支持组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鼓励本市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志愿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志愿服务。
推动建立志愿者服务评价、激励机制。
第五章 社会管理创新
第五十六条 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体制、机制、方法创新，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五十七条 科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有序扩大户籍人口比重，通过产业、人口、空间三方联动，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业态调控，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推进和完善居住证制度和非户籍人口积分入户制度，促进社会融入和生活融合。
第五十九条 加强出租屋管理，完善信息采集、租赁登记备案、出租屋隐患问题通报处理反馈制度，强化租赁市场执法，完善房屋编码和出租屋分类管理系统，推进工作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创新，推进出租屋管理与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紧密结合。
第六十条 制定和完善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刑事被害人、流动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政策，建立健全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体系。
第六十一条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强化社会治安评估分析制度，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建立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信息追溯制度。
实行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公众安全意识。
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技术平台建设。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第六十二条 探索、创新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建立和完善区、街道、社区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平台，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效能。
鼓励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推广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时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纳入综合治理考评体系。
第六十三条 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原则，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构建文明和谐、活力有序的网络虚拟社会。
本市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网络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制度、网络民意收集和反馈制度，推进网络政务建设。
第六十四条 按照职责法定、运作独立、决策民主、执行高效、监管到位的原则，推进法定机构改革。
在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的社会管理服务领域率先探索设立法定机构。
第六章 促进和保障
第六十五条 市、区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制定社会建设工作规划，完善社会建设政策体系，协调解决社会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工作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落实社会建设工作责任制。
第六十六条 市政府应当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依法推进社会建设。
第六十七条 市、区政府应当推进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项目法定化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行政服务项目管理系统，实行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目录化管理。
建立和完善网上审批平台，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六十八条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按照便民高效、制约有效的原则，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加快社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程，推动行政执法重心下移。
市、区政府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第六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社会建设工作实绩应当作为公务员考核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市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解决社会问题、加强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法治环境。
第七十条 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技术提高社会服务管理水平和社会整体运行效率。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建立覆盖全业务、全流程的电子政务体系，增强政务网站的公共服务功能，扩大政务信息公开，提高在线服务能力。
完善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促进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第七十一条 在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引领和推动社会服务管理全覆盖。
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资源保障。
第七十二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应当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提高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做好直接服务群众工作。
第七十三条 建立社会建设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组织和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社会建设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应当征求和听取公众的意见、建议，增强社会建设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第七十四条 建立健全社会安抚关怀机制，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爱行动。
规范和发展专业心理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救助服务。
建立健全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机制和公众情绪评估预警机制，疏导社会情绪，平衡社会心理。
第七十五条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推进现代法治文化建设，倡导文明诚信守法理念。
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廉洁的基本道德规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公民的行为。
探索建立市民荣誉表彰制度。
第七十六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营造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的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强化守信鼓励和失信惩戒。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施政公信力和运作透明度。
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和企业信用系统，推动各类企业诚实纳税、守法经营。
加强个人诚信建设，逐步建立个人诚信数据库，教育引导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七条 本市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和完善推进社会建设的各项法规、规章和制度。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