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上一篇: 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
下一篇: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成都市城市空间立体绿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财政部 科学技术部 总装备部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财教字[2001]20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称八六三计划)专项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和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要求，结合八六三计划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拨款，用于研究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培育高技术产业生长点。
第三条 八六三计划的经费管理工作，在财政部统一领导下，由科学技术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以下简称归口部门)分级归口管理，并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专家在管理与决策过程中的评议和咨询作用。
第四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的预算安排要有利于集中资源、突出重点。
第五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实行课题制管理。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要严格按照本办法及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原则，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工作效率，保障计划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二章 经费预算管理

第六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的各方职责与权限：
(一)财政部
1．负责审批年度经费总预算；
2．负责审批入选课题研究经费预算；
3．负责审批计划管理费预算；
4．检查、监督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5．负责审批年度汇总决算。
(二)归口部门
1．负责编制年度经费总预算；
2．负责审核入选课题研究经费预算；
3．负责编制年度计划管理费预算；
4．负责制定预算评估评审工作规范；
5．检查、监督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6．负责编制年度汇总决算。
(三)课题责任人
1．负责编制课题研究经费预算；
2．负责课题研究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3．严格执行批准的预算，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和课题依托单位的监督、检查；
4．负责编制课题研究经费决算。
(四)课题依托单位
1，会同课题责任人编制课题研究经费预算；
2．负责课题研究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3．审核大型仪器设备费用(单件金额或一次支付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支出；
4．审核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的支出；
5．监督课题责任人在其权限内的各项支出；
6．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7．会同课题责任人编制课题研究经费决算。
第七条 根据课题规模以及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八六三计划课题实行成本补偿式和定额补助式两种资助方式。
对资助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课题实行成本补偿式资助方式。
对资助金额在30万元以下(含30万元)的课题实行定额补助式资助方式。
第八条 成本补偿式课题研究经费预算的申报审批程序：
(一)有能力、有条件承担课题的单位和科学家按照课题申报的统一要求向归口部门申报课题；
(二)对于归口部门评审入选的课题，由课题责任人负责与课题依托单位共同按要求填写《成本补偿式资助课题预算表》，编制详细的课题经费预算书，上报归口部门；
(三)归口部门组织专家或择优遴选专业科技评估机构对课题研究经费预算进行评审或评估，对于资助总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下同)的成本补偿式课题，归口部门必须委托专业科技评估机构对课题经费预算进行评估；
(四)归口部门根据评审或评估的结果提出课题研究经费初步预算；
(五)归口部门将课题研究经费初步预算在适当范围内公开，接受监督、处理异议，公告期不少于10天；
(六)财政部审批科学技术部汇总后的课题研究经费预算，实行两级管理的课题，预算批复到子课题；
(七)归口部门根据国家紧急需求确定的重大课题，可以简化经费预算评审或评估程序，但其经费预算的确定必须经过归口部门的部务会批准，并报财政部同意后方可执行。
经批准的经费预算必须严格执行，一般不做调整。但由于课题研究目标、重大技术路线或主要研究内容调整以及不可抗力造成意外损失等原因，对课题经费预算造成较大影响时，可以对经费预算进行调整，但必须按原程序上报审批。
第九条 定额补助式课题研究经费预算的申报审批程序：
(一)有能力、有条件承担课题的单位和科学家按照课题申报的统一要求向归口部门申报课题；
(二)对于评审入选的课题，由课题责任人负责与课题依托单位共同按要求填写《定额补助式资助课题预算表》；
(三)由归口部门依据评议专家组的建议和相关的财政、财务政策提出资助额度；
(四)归口部门将核定的课题资助额度在适当范围内公开，接受监督、处理异议，公告期不少于10天；
(五)财政部审批科学技术部汇总后的课题研究经费预算。资助额度一经核定，不能调整。
第十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包括课题研究经费和计划管理费。
课题研究经费是指课题确立后，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支出，包括与课题研究有关的所有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协作研究支出。
计划管理费是指由归口部门所使用的、为管理八六三计划及其经费而支出的费用。一般包括：规划与指南的制定和发布、课题遴选、评估、评审、招标、监理、监督检查、验收、计划协调、国际合作与交流、调研、会议、资料、信息管理等管理活动支出的费用。具体内容详见附一。
第十一条 课题责任人在编制课题研究经费预算时必须同时编制经费来源预算与经费支出预算。
(一)经费来源预算包括用于同一课题的各种不同渠道的经费。包括从八六三计划经费获得的资助、从依托单位获得的资助、从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获得的工资和补助、从企业获得的资助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助；
(二)经费支出预算包括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协作研究支出。
直接费用是指课题研究过程中耗用的可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费用。包括：人员费、设备费、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外协测试化验与加工费、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修缮费及其他直接费用。人员费是指为直接参加课题研究的全体人员支出的劳务费用。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有事业费拨款的，需将课题组成员的工资和补助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在《课题预算表》经费来源栏中列示，由课题成员所在单位提供，在课题研究经费中不得重复开支相关人员费用。具体内容详见附二。
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为组织和支持课题研究而发生的难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各项费用。包括：依托单位直接为课题服务的管理服务人员的人员费、现有仪器设备使用费、房屋占用费和其他有关费用。课题间接费用占课题经费总预算的比例(一般不超过30％)根据依托单位的性质分别核定。具体内容详见附二。
协作研究支出是指存在协作研究的子课题将协作研究工作委托给其依托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所发生的支出。存在协作研究的子课题的课题责任人及其依托单位应当在该子课题的研究经费预算中确定协作研究支出总额，并按照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分类详细列示协作研究支出预算。
第十二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拨付按照财政部关于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执行。
按照规定需实行政府采购的，经费拨付按照有关的政府采购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对于某些预期可以为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以下简称依托单位)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课题或课题完成后给依托单位留下较多固定资产的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应当提供课题配套资金，具体比例由归口部门在审核课题预算时核定。依托单位提供的配套资金纳入课题经费预算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未按课题计划任务书执行的课题将终止拨款并由归口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全部收回或部分收回已拨款项的处理。对确需调整课题计划任务书的课题，在调整计划得到正式批准后，才能恢复拨款。
第十五条 未完成课题的年度结余经费及计划管理费的年度结余，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已完成并通过验收课题的结余经费，经归口部门核定，留给依托单位，用于补助仪器设备的维护运转、人才培养及其它研究发展活动。

　　第三章 经费支出与成本核算

第十六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开支范围必须与其预算口径相一致。课题责任人和课题依托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批准的课题预算，不得超出课题预算范围开支费用。
第十七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项支出，不得列入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
第十八条 依托单位应当以课题(子课题)为对象，对所依托的课题(子课题)进行单独的成本核算，未经批准不得分立或变更核算对象。对跨年度的课题，应当保持其核算对象、核算口径的连续一致，发生重大调整时应当在提交的课题执行情况报告中加以详细说明。
第十九条 实行成本补偿式资助的课题要编报课题研究经费年度决算。课题成本以会计年度为计算期，核算当年的实际成本。财政年度终了，用款单位必须按照规定要求编报课题年度决算报表，在年度终了1个月内上报归口部门，由归口部门审核汇总后报财政部审批。
对自课题研究经费下达之日起至年度终了不满3个月的成本补偿式资助课题，当年不编报决算，其当年经费的使用情况在下一年度的决算中编报。
实行定额补助式资助的课题只在结题时编报课题研究经费总决算，不编报年度决算。
第二十条 课题结束后，课题责任人应当会同课题依托单位财务部门抓紧清理帐目，核实拨款与支出数。正确计算课题实际成本，不得以估计成本、计划成本代替实际成本。
第二十一条 课题的技术成果验收应当与其财务决算验收、固定资产验收同时进行。课题验收时除提供技术成果报告外，应当同时提交其财务决算报告草案及固定资产验收清单，并对收尾经费加以说明。课题验收委员会成员中应当包括财务专家，并视课题不同情况确定财务专家人数。
对于资助总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成本补偿式课题在中期评估和验收时应当分别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对课题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
课题决算报告草案由课题责任人会同课题依托单位财务部门共同编制。课题通过验收后1个月内，课题责任人及课题依托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将最终的课题财务决算报告以课题为单位上报归口部门。
第四章 资产与知识产权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用八六三计划经费购置(试制)的固定资产属国有资产，必须纳入依托单位的固定资产账户进行核算与管理。
第二十三条 课题结束后，课题研究过程中购置或试制形成的固定资产，一般由依托单位代表国家负责管理和使用(除计划任务书中另有注明外)，资产的处置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其维护运转费用由依托单位承担。依托单位或相关单位承担国家其它科研课题需使用这些固定资产时，只能收取维护运转费用，不得收取折旧费或占用费。特殊情况下国家有权调配这些固定资产用于其它科研课题。
第二十四条 课题因故终止，必须经归口部门批准，并由归口部门组织进行清查处理。课题终止后，课题责任人和课题依托单位应当及时清理账目与资产，编制决算报表及资产清单，剩余经费(含处理已购仪器、设备及材料的变价收入)，归还原渠道，剩余资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第二十五条 八六三计划课题形成的知识产权，按照国家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课题责任人、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和课题研究人员的合法权益。
八六三计划课题形成的专利权的归属与实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执行。
八六三计划课题形成的论文及专著应当标注“由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资助”字样。著作权的归属和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执行。
八六三计划课题形成的具有实用性的技术及课题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由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八六三计划研究成果转化及无形资产使用产生的经济效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会同归口部门或委托有关机构对八六三计划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要客观、公正，且不得干预课题的正常实施。
第二十七条 依托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经费使用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要对所依托课题(子课题)的一切经费开支行使监督权，做到审批手续完备，账目清楚，内容真实，核算准确，监督措施得力，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并自觉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课题研究过程中因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等客观原因发生损失时，5万元以下的(含5万元)，由课题责任人提出，课题依托单位审批核销，报归口部门备案；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含20万元)，报归口部门审批核销；20万元以上的，经，归口部门审查后，报财政部审批核销。对由于主观原因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课题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对课题责任人和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视情节轻重，可以采取通报批评、停止拨款、终止课题、取消课题资助资格等措施。
第三十条 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将逐步建立课题经费支出绩效考评制度，并对课题责任人、课题(子课题)依托单位、中介机构和评议专家的信誉度进行评价。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八六三计划经费管理暂行办法》[(93)财文字第822号]、《关于八六三计划提取科技人员奖酬金的意见》[92]国科高字第099号)、《八六三计划调整费使用办法》([94]国科高联字17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负责解释。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可制定相应具体实施办法。


评清末新律
--从立法主旨析其成败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 要：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关键词：清末新律 沈家本 仁 礼
清末修律，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失为中国近代法律变迁中的最重要一页1。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向近现代法制的转型；同时，亦是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过程2。可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3。然而，时过境迁。两千年前的思想大变革把传统中国引向繁荣，而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改良没有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一迥然相异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一、背景和起因
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清王朝，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以来，更加腐朽4。政治的黑暗，加之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劳动人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昏愦和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战争失败，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在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打击和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特别是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清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时，英、日、美、葡四国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的虚假诺言，刺激了清政府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镇压中国人民，反映官僚买办阶级的要求，调整新的社会关系6”；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来掩盖其专制统治的实质，欺骗人民，抵制和破坏革命，清王朝不得不对其原有的法律作了一系列较大的修改。
与此同时，法学理论界也作好了准备。西学东渐以来7，西方法律文化的流播，使中国传统法制的残暴、野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8，一些早期的改良派人士和其后而起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对旧有法律以及旧律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的猛烈抨击之中。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法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传统律典所依据的法律价值观也开始动摇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的不少人对西方法律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翻译西方法律书籍，宣传西方法律；甲午年以后，国内留学人数日益增加，许多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9，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步伐10。时代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便成了清末修律最为直接的背景。
二、修律主持人
大概在许多人心目中，沈家本简直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化身11。这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和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的整个后半生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12。可以说，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同样，离开沈家本，我们也难以把握清末新律。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这位“使肩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制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并为其创造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13”的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出身于科举正途，在清政府刑部供职三十余年，对大清律例以及历代的刑狱档案都谙熟于胸。在海禁已开、西学东渐的时代里，他的法学视野又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律学，还曾精研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法典及其最新学说14，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影响颇深，并力主“采撷精华”以“稍有补于当世”15。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时局，沈家本不得不把中国法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爱国思想的积淀，以及亲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16，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17。然而，清廷虽然给予了沈家本修律大臣的职位，却没有给他自由宽松的修律环境。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但究其实际，无非是在内忧外患下为维持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18。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弦”。这就在事实上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清末改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沈家本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背。为此沈氏一方面释明“法律之损益，随手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19”。另一方面又要“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20”。在这新旧混杂，充满矛盾和多元的思想指导下，清末新律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指导思想
“仁”的再发现。
这一历史事实要追溯到西学东渐之初。当国人对旧有法律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展开批判时，最先捡起的武器不是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新学说，而是古老儒学中的“仁学”思想21。梁启超概括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情形时曾说：“盖当时之人，决不承认欧美人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22”。可以想见，在西学东渐尚欠深入，旧思想、旧文化仍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任何新思想、新制度的引入必须经过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掘素材。于是，“仁”这一古老命题便被赋予了批判旧制、启蒙国人的艰巨重任，成了诊治自大与好古的一剂良药23。
沈家本的“仁政”思想，其主流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比如仁慈、仁厚、仁爱、宽仁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沈家本、伍廷芳联名奏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指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24。”他们还借西人之口批评中国旧律的“不仁”：“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残酷，近百数十年，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美，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夫西国首重法权……方今改定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25”正是这种试图通过变革传统法律来带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达到外勤远略，内平近忧和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并在短期内革除中国法律数千年积弊的主观愿望，改变了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执著，在思想不甚成熟的情况下，将西方民主主义人权法律观和传统中国的“仁政”合为一体，这便是他的“新古相通”论和“古源新流”说26。
要说“仁”和“仁政”，孔、孟当然是最有权威的了，不过《论语》中的“仁”的涵义十分广泛，难以笼统地加以概括。我们能得到的大抵是爱和同情心这两个基点27，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现通称为《论法的精神》）时，曾以“仁”作为批判的标准来比较中西法制：“今夫狱未定而加入以刑，天下至不仁之政也……论者其勿言复刑讯，而言其所以行此无刑讯者，仁者用心，政如是尔28。”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仁”的阐发最为透彻，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在他的力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以满腔的热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纲常名教，用民主、自由等新的价值观念，阐述了仁的唯一宗旨：平等！沈家本则力图寻找出中西法律所共有的精神，于传统中寻出“新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所提倡的仁义教化与西方法治中所体现的民主人权，其宗旨是大体相仿的，西方的“法治”绝不同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倡的类似于专制的“法治”，所谓“申朝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人民治安为宗旨，从有自由之便利29。”于是，西方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在中国找到了落脚点，而这一中西折衷主义形成的基础，仍是儒家法律思想。他说：“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并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30。”主张新学要旨包涵在旧学之内：情理二字，是新旧法学的共同核心。沈家本所主张的把新旧中西法学揉合一起的兼收并蓄、博才众长之说，正是“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在这里，不持门户之见，虽然具有积极因素，但是以孔儒的“情理”之学来统帅新旧法学的合二而一论，多少是值得商榷的31。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家本将“仁政”和君权合而为一，“尊王”，“忠君”，赞成立宪，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32。新律中的一些变革之处，虽在体例上与西法相近，然精神无不本于旧制古训和“仁德”思想33。然这种以传统法律中的精华比附西方法学法制，从而间接寻求到西方法学及法制传入的历史依据，在根本上维护“君权”，是沈家本变革法律，研讨法律的最大特点，其中固有推古改制之嫌，这种颇为牵强的比附固然减轻了传统的阻力，但传统的精华却难免被淹没于西学之中，得不到真正的更新，变革于是也难免流于形式。西方的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了，新的法律机构成立了，但人们的法律观念依旧，法学依然衰微。
“礼”与法。
中国社会重礼轻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法律自草创时便与人伦道德相联系34。秦始王为政，最遭人痛恨的便是其立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春秋决狱”之风日盛，“隆礼轻法”之势日行，历朝正史中所载，无不强调法律为弼教的手段，且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下策。这一思想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至：1901年初的“变法”上谕中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此即为修订法律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雷池35。国人的轻法意识和统治者对“法治”的排斥，是沈家本在法制改革中遇到的最为直接的障碍。于是，他从概念下手，对法律观念加以改造，他认为，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在于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有失于狭隘和偏颇。国人历来视“法”为以恶制恶的工具，法即为刑。因此，若没有礼教的指导及道德的约束，重法就难免滥刑。这种对法的狭小视野导致了人们对法的畏惧抑或不屑。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人的法不仅仅是“刑”：说者谓西方“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36。这就肯定了西文“法”可译为中文之“礼”、“理”、“法”、“制”等。西方法律观念的输入，打破了行“法治”必须“重刑罚”的传统格局，将法治引向文明。 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和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37，使沈氏坚实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引进西方法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制律原则：即确定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8”的修律方针，这便是在不动摇名教纲常的前提下，主张东西互补。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谓愚39。”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泥古而不化，那么，“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其伏绌之数不待智者而知之矣40。”只有通过修律，改变中国固有的传统法系，才能“与各国无大悬绝。”沈家本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外法律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君主政体又能为外国所承认的法律条文，但是，沈家本毕竟体察到了西学新说与名教纲常之间的矛盾，而当它们发生冲突时，他坚持选择了后者，把不与礼教相抵触作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前提41。总括以上，沈家本对于晚清统治集团确定的修律宗旨不仅领悟，而且作了主动详尽的发挥，并贯穿在他主持的整个修律实践之中42。
“《大清新刑律》之编纂，民间诸方面各有批评。或因其内改革弊制之端绪而表赞成，或谓系破坏礼教之先声而唱反对……43”这便是发生在清末修律中著名的“礼法之争”。所谓唱反对论者，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劳乃宣，又有刘廷琛。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如何处理新律中某些涉及伦常的问题。沈家本划分了礼与法的界限，使法律首次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将有关道德风俗范畴的条款析出，不再入刑律，以示礼法的不同性质，从而改变了“出礼而入刑”的传统制度与观念。“礼教派”对此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沈家本运用“会通中外”的立法方法，虽然把“世界通行之法制”，“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从繁杂的中外法律材料中撮出来，并植入中国法律的躯体，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但是沈氏没有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方案，对未被制定成法律条文却支配着中国社会本身的“活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制订新刑律时，沈家本“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44。”这一做法显系矫枉过正之举45。然依笔者之所见，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之差异并非视而不见46，在悉心中外法律之后，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47。”尤其是在国内教育未能普及，审判人才缺乏，警察、之规程，监狱之建制尚未完善之际，聚行西法不合进递之理，必然会引起社会震动，产生推进新法的莫大阻力。有鉴于此，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48。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文化同出一源，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在制定民律时，沈家本说：“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悉周知，恐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易若削简之初，如意慎重49。”正是清廷“以民情风俗”为念的谕旨和沈氏“风土人情”的观念使“礼教”在清末修律中得以维系。在法律移植问题上，如何实现外来法与本国法的结合，使新法既具有先进性又兼顾社会稳定，既体现世界性又反映民族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清季的中国并非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拥有自己数千年法律传统的文明古国，不难想象，大量外来文明法律的植入，必然会对中国固有法律产生一定的冲击，其碰撞的结果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来的战胜了固有的，即所谓的“全盘西化”，或者是基本西化；另一种是双方不分胜负，势均力敌，这就是所谓的“中西融合”或“中西参半”，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可能是中多西少，也可能是西多中少。沈家本基于时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引进西方法律和法学，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参考借鉴，取精用宏，而决不是不问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西法，甚至盲目崇洋，否定中国固有的法学50。所谓“不深究夫中律之本源，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51”，这不仅取决于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贯主张，更是沈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的个人思想倾向的必然反映，“仁”还是“礼”，都没有将清末修律引上西方化轨道。
四、结语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则有不同的法律传统，泰东泰西可大别为两大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传统52。清末修律，即是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尽管沈家本抓住了变革的关键所在，却找不到变革的出路，只想硬闯一条道路来。他曾叹惜戊戌变法“欲速而不达”，但不变亦变的局势也将他逼上了此路。前师之车，后世之鉴，在当代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也应不去追随，抑或少去追随那些与西方貌合神离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与“不变”，实质是一个民族本性问题，尤其是民族政治传统问题，政治专制不变，任何怪圈都跳不出去，国破而家亡，也就成了百年不变之局。


1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2 郭成伟，郭瑞卿，《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路径》，《金陵法律评论》2001·秋季卷
3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空前动荡，引起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竞相表现自己，号称“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不过为泛指而已，影响大者有法、儒、道、墨等家，在他们改造社会的理论中，法律思想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 嘉庆年间，指公元一七九○——一八二○年
5《列宁全集》第一卷，第545页
6 范明章，雷晟生编著，《中国近代法制史》，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7 清季，东西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向固闭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洋物质文明，也输入了宗教、哲学、法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知识，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8 苏亦正，《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 此外，清廷还聘请外国法学家担任法律学堂的主讲和参与立法的顾问。同时大量组织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先后译成法、德、俄、意、美、日、芬兰等国刑法；德国民法；日、德、美等国诉讼法，共三十余种。（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 法史学界一般公认的外国法律输入中国的渠道主要还包括以下几种：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传教士的渗入；驻外公使对清廷的影响和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客观作用。
11 当然如何评价沈家本其人，学界历来是存有争议的。众所周知，早在沈氏主持修律期间就曾遭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以致当时有所谓“反沈派”之称（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37年版）；令人奇怪的是，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贬声渐渺而褒声则几有震耳欲聋之势，尤其是在1990年秋，适逢沈氏诞辰150周年之际，中外法律史学者荟萃杭州，对沈氏“推动我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参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笔者认为，评价沈家本应建立于清末法律改革本身之上，过分夸大一个人的功绩和伟大之处是不足取的。
12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3 黄辞嘉，《沈家本——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第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张生，《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2年第1期
15《寄?文存》
16 指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沈家本无端遭到拘押
17 饶鑫贤，《中国法律史论稿》，第391页，法律出版社
18 如慈禧说：“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史稿·刑法志》）。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58页
20《奏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