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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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的决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的决定
（201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1997年9月26日通过的《海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条例》自2010年8月 1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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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革命
杨金强、余飞* 译(译者均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2006级诉讼法研究生)
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由50个州组成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的信念。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仍然吸引着众多人涌入美国。它产生于几百年前，经过发展、变革并持续到今天。自由信念的核心就是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当程序原则自从确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理念。它使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胜诉并由此产生诸多正义的判决，这些判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司法实践。同时，正当程序理念也把美国公众分为强调公共秩序和强调个人权利的两派。
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过程主要涵盖在四个重要文件之中，即“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大宪章”是英国的宪法性文件，旨在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并保障其权利不受统治者——国王的侵犯。美国依据“大宪章”制定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并且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1765年起草的“殖民地权利与不满宣言”，是殖民地人民发泄对王室怨气的宣言书。正当程序原则和其他相关法律反对英国统治下的不公正审判，并以此消除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775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从以上提及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得被随意剥夺。同时，正当程序原则也限制政府的立法权并确保制定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独立宣言”以及1776年的美国宪法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被视为最高权威的宪法补充了前十项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内容涉及公民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程序。宪法第四修正案特别针对正当程序原则，宣称“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由的搜查和扣押，没有合理的事实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搜查令必须描述清楚搜查的地点、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地描述清楚需要逮捕的人。”这些保障了公民在警察突击搜查时享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使得对“合理怀疑”的界定在当时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并经过了多次修正和发展。宪法第五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来实现法律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自身生命、财产以及自由的剥夺。在此修正案之前，无论被指控犯罪的人实际上有罪还是无罪，他都会被推定为有罪。接下来，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了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更好的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正如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所描述的，主人公被定罪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在法庭上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这也表明了律师辩护权重要性。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另一个里程碑。它宣称，“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这样，即使在犯罪的情况下，也能合理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多部关于狱中生活、酷刑和非常刑罚的影片此刻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奴隶制经济繁荣的那段时期，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有所减慢；过后，随着北方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该原则又开始继续发展。随着1857年规定“隔离但平等”的“斯科特案”被推翻，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基于出生地和居住年限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宪法权利。不久之后的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选举权以便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公民的选票将被平等地对待，并且允许任何具有一定条件的人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同时，第十四修正案增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第二个条款——除非各州依据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否则不能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作为正当程序原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而非创造新的法律和程序来继续支持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审查权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听审低级别法院的案件，并因此基于联邦法律而不是州法律作出决定。关于司法审查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s. Madison）案，马歇尔法官就是依据比州法律效力更高的联邦宪法作出的判决。司法审查权在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莱西”（Martin vs. Hunter’s Lessee）案中再次被动用。沃伦法官主持最高法院时坚持司法审查的传统，对一些有可能终结正当程序发展的重要案件作出了决定性改变，使美国进入了被称为“正当程序革命”的时代。
自从沃伦法院在实践中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开始，正当程序革命拉开了序幕。形势在几个关键的案件被推翻之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关于“是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的争论声中，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在正当程序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
正当程序革命通过1954年的“布朗诉拖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推翻1896年的“普莱西诉福格森”（Plessy vs. Ferguson）案而被正式提出。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所有人都必须在诸如座位、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受到平等对待。这一判决的理念促使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产生，该法案宣称：“为了贯彻实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为了授权美国巡回法院旨在救济公共设施歧视案件的管辖权，为了授权总检察长保障公民享有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宪法权利，为了扩大民权委员会的职能，为了在联邦的协助下消除歧视，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就业机会平等的委员会，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制定本法案。”
“西尔维斯特•蓝博公司诉合众国”（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一案标志着这场革命进入下一个阶段。此案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引入“毒树之果”的领域，意味着警察必须合法地收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使用。本案中，警方非法闯入蓝博公司并获取了该公司的税务记录，企图指控该公司逃税。最终，由于窃取的税务记录没有被法庭采纳而导致了控方证据不足。同时，第四修正案在推翻“沃尔夫诉科罗拉多”（Wolf vs. Colorado）案判决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一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案宣称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Weeks vs. US）案确立的涉及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各州法院。这被视为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合理推定。
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是正当程序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禁止双重危险的条款规定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追诉。该原则在1969年的“本顿诉马里兰州”（Benton vs. Maryland）案中得到适用。此案例推翻了1937年的“帕科诉康涅狄格州”（Palko vs. Connecticut）案，该案中，被告帕科遭到重复审判，第一次他被判处监禁刑，第二次他因同一罪被判处死刑。1964年的“埃斯贝托诉伊里诺伊州”（Escebedo vs. Illinois）案阐释了第五修正案，一旦某人涉及到被指控的调查中，必须有律师在场作合适的辩护和解释。这一时期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s. Arizona）案也为第五修正案增加了新的含义，即被逮捕时必须被告知“米兰达权利”。
宪法第六修正案在1963年“吉迪恩诉温赖特”（ Gideon vs. Wainright）案和一些青少年犯罪法庭的审判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赋予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完善了法庭审判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描述了辩护权的革命，吉迪恩由于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而被定罪。于是，吉迪恩写信给最高法院要求为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其他几个重要案件使得第六修正案在青少年犯罪审判中适用，包括1966年的“肯特诉合众国”（ Kent vs. US）案，1967年的 “高尔特”（ re Gault）案，1970年的温西普案（re Winship），1975年的“布雷德诉琼斯”（ Breed vs, Jones）案和1996年的“伊里诺伊州诉蒙特内兹”（ Illinois vs. Montenez）案，以上案件都要求青少年罪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出庭。
1962年的“罗宾逊诉加州”（Robinson vs. California）案发展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规定的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1968年的“艾弗利诉约翰森”（Avery vs. Johnson）案也影响了第八修正案，该案认为，关于监所律师的立法，占用了其他的司法资源。1974年的“沃尔夫诉麦克道尔”（Wolff vs. McDonnell）案推翻了1871年的“拉芬诉联邦”（Ruffin vs. Commonwealt）案，后者把囚犯看作国家的奴隶，前者则为囚犯提供了新的宪法架构内的保护，特别是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在第八修正案是支持“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两种形式的正义针对犯罪的不同方面。“恢复性正义”强调犯罪行为和处罚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而“重分配正义”强调罪犯自身对罪行的悔过。缓刑和假释的观点在第八修正案的发展过程中被质疑。1972年的“莫里斯诉布莱尔”（Morrisey vs. Brewer）案是界定假释制度的里程碑，1973年的“加贡诉斯卡贝里”（Gagnon vs. Scarpelli）案则提出了缓刑的标准。对第八修正案最后的调整是关于囚犯待遇的，包括以下案件：对我们的良心提出挑战的“霍尔特诉萨维”（Holt vs. Sarver）案；1974年关于囚犯基本法律权利的“贝尔诉普罗柯尼尔”案（Pell vs. Procunier）案；1972年涉及死刑问题的“福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s. Georgia）案和1976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s. Georgia）案。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拉开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序幕，同时也为革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它提供了沃伦之后的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推翻先例的根据。他们越来越保守的解释引发了如下争议：该修正案是不是违背立法的本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当程序的理念在沃伦法院时期得以发展、实施，而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却被终结，后两者都不大认同先前沃伦法院的工作。沃伦与其支持者们的许多努力得不到认同，甚至还受到伯格和伦奎斯特的轻视，他们一直力图修改甚至推翻沃伦时期的许多判决。
伯格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了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伯格法院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善意例外”使第四修正案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法人员的行为具有客观的善意，或者他们所造成的侵犯是微小的，则过分强调被指控一方的权利就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个原则随着1984年的“合众国诉莱昂”（U.S. vs. Leon）案而普遍化。此案中，根据一位秘密监察员的报告，警方认为存在合理根据而取得了搜查令状，在里昂的三个住处查出了大量毒品。由于申请令状的根据不充分，该证据起初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最终，通过排除规则的例外使该证据的资格得以认定。在1987年的“马塞诸塞州诉舍帕德”（Massachusetts vs. Sheppard）一案中，警察申请令状时的理由也不充分。伯格法院做出了相同判决。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沃伦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案所强调的原则，从而修正了对“合理根据”的理解。
伦奎斯特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米兰达案（Miranda vs. Arizona）和埃斯科贝托（escobedo vs. Illinois）案判决的例外规定。从1986年起至今，伦奎斯特法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布瑞尔诉威联姆斯”（Brewer vs. Williams）案确立的“必然发现”原则修正了沃伦法院的判决，该案中的被告被剥夺了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通过支持1984年的“纽约诉跨雷斯”（New York vs. Quarles）案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原则，该案中，被告私藏武器侵害了公共安全。“合众国诉迪格森”（U.S. vs. Dickerson）案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的改革，因为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但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对米兰达规则的修正仅仅是一种重申，而不是改变。这是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它对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以上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还在其他方面修改了沃伦法院的判决，如规定囚犯不受残酷和非常刑罚的宪法第八修正案。“Hands-Off Doctrine（法官放手）”原则的回归，在基于1991年的“威尔逊诉塞特”（Wilson vs. Seiter）案的惩教制度上允许惩戒体系内部的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案中，阿肯色州监狱的一个犯人控告监狱滥用囚犯。这条原则要求在衡量是否属于残酷和非常刑罚时，要考虑监狱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蓄意的疏忽”。1995年，“桑丁诉克纳”（Sandin vs. Conner）案导致了全美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整，允许司法正义的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囚犯通过服刑的过程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沃伦法院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被修改。正当程序革命的终结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朝着对制定法和判例进行严格解释的方向发展。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和美国的司法审查理念都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新的修正下开始慢慢被瓦解。联邦最高法院今天仍然继续对这些理念进行修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最高法院对布什总统的选择和决定方式仅仅是基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自由意志，而并非通过一个宪法性判决。正当程序原则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还是将来会出现转机？
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准确预测，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来对将来的情况做出推断。诸多修正陈旧理念的判例已经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犯罪控制的目的与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实施的需要与对无辜者的保护将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的矛盾。在将来高科技武器和方法泛滥的情况下，控制犯罪的目的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正当程序理念将丝毫不会削弱，因为它是司法正义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因素和法院之间的角力也将会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因素。政客们统治着当下的美国，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最高法院吗？总统将会选择谁进入最高法院？不同的总统的不同选择将造成最高法院不同的倾向。因此，最近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总统选举和布什将会任命谁进入最高法院都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考虑布什或戈尔上台后会提名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必将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宪法修正案会如何对待基因技术？法院如何帮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正当程序的规制下控制犯罪？宗教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日俱增，是否需要对宪法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能回应这种全球范围的变化？
正当程序原则将来会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所变化。这源自于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影响。1919年的“舍克诉合众国”（Schenck vs. U. S.）案确立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将如何规制仅有数据和信息的互联网领域？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Gitlow vs. New York）案使问题变得复杂，它赋予了警察惩罚危害社会公德、煽动犯罪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权力。如何根据互联网和技术信息的复杂性及广泛性来控制它们可能存在的流通？
正当程序原则应当继续坚持，在这个充斥着诸如种族、毒品和文盲问题的暴力年代，正当程序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在我们收到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对暴力发展趋势预测”中被提及。如果该预测中有关暴力的观点直到2005年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对那些间接地参与诸如爆炸、劫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罪犯，强调保护无辜的正当程序原则与犯罪控制目的之间的对抗将继续存在。这种对抗在目前发生在辛辛纳提的种族暴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白人警察在残酷镇压众多黑人的示威和暴乱，他们是否真正地执行了法律并且又保护了无辜，又或者他们的偏执是否损害了我们平常认为是公正的人？
自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至今，正当程序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将来在对待该原则的时候应当继续清除政治中的保守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阿德沃特诉合众国”（Atwater vs. U.S）一案，该案中一位母亲在高速公路上被捕，仅仅由于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单独留在车上而没有给他们系上安全带。这种判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虽然还有相当大的争论，但是执法人员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正一步步地获取更多的权力来做类似的事情，然而在执行中却将该目的置之脑后。本案中，给这位母亲一张罚单并让她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就足够了，而不是当着年轻孩子的面对他们的母亲实施逮捕。这应该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们却正在坚持错误而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当程序的理念仍然会继续发扬它保障公民权利的传统。
资料来源：http://www.collegetermpapers.com/TermPapers/Government_&_Politics/Due_Process_Revolution.shtml，
附翻译原文：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great promise of America that has made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50 States today is Freedom. Many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y of these freedoms starts centuries ago and has developed, revolutionized, and persist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day. At the core of these Freedoms is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everyone has rightFreedoms which still today cause people to flock to the s and freedom until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m arbitrarily, or by the will of a just third party. Due process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ince it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has caused many people to win over the overwhelming odds in court cases and has presided over many righteous decisions that still affect cases today. Due process has also divided the country as public order advocates or individual rights supporters.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is conceived from four important documents, the Magna Charta,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gna Charta was an English document that gave citizens rights and protection from their ruling body, which in that case was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Magna Charta was used by the U.S. to create the Bill of Right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drafted in 1765, was the original document created by the colonies of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rown. The British unfair trials amongst other tragedies were to be fought with Due Process and the creation of other laws to clear the complain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This would lead to the st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1775.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we would derive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be fairly heard and tried in court before losing life, liberty, or justice. Due process also limit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ke laws, ensuring that they are fair and proper.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and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 furthered again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1776. The Constitution, the document known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cluded Bill of Rights, which were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discussing the freedoms and procedures to protect those freedoms in America.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d specifically to Due Process, stat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This secured peoples right to be searched and violated by raids, 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great controversy in what was to be probably cause, an idea that would b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Fifth Amendment also supported due process in giving any citizen the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Before their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could be taken away someone other than their selves had to be a witness to their crime or have evidence to convict them. Before this, by force, people could be forced to testify as guilty despite their true innocence or guilt. Next,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the next milestone affecting Due Process. The Eighth amendment stated,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This protected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even for those convicted of crimes. Several of the movies we watched in class dealt with prison life an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at reoccurred there.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caused by slavery at th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slowed. Then, with the Civil War resolv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 the development moved on.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in 1865, abolished slavery, giving rights to all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citizen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their birth and their time living in the country. This came from the overturning of the Dred Scott case of 1857, which gave the world the idea of “separate but equal.” Soon after, in 1868,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urther gave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to everyone by declaring peoples votes would be counted equally and allowing anyone within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o run for government positions. It also added the second due process clause that neither could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Warren court was the promine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continued to support Due Process, but no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laws or procedures, b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This power gave the Supreme Court the ability to hear cases from lower level courts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 instead of State law. A classic examp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case of Marbury vs. Madison, 1803, which Chief Justice Marshall redecided the case based on the a greater force than state law, the Constitution. This judicial review was again utilized in 1816, in the Martin vs. Hunter’s Lessee. Warren would carry on this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courts making changes to what would become landmark cases to end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in to the era we can classify a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fter the Warren Court applie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state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began. The legal climate was changed in the overturning of several key cases. The Fourth, Fifth, Sixth,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would all play key roles in the revolution along with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vs.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with the overturning of the case Plessy vs. Ferguson(1896) by the case of 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in 1954. This case when p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by the Warren Court (1953-1969), declared that separate was not equal and that everyone must be incorporated together in all aspects, such as seating, public facilities, etc. The ideals that came from this case would also launch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which states, “To enforc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to confer jurisdiction upon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injunctive relief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to authorize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suits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education, to extend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in federally assisted programs, to establish a Commission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e nex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case of the 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added to Due Process the idea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ed Tree,” which specified that is evidence is taken illegally, then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used in a court of law. In this case, police broke into the lumber company and stole tax records that proved that the company was guilty of tax evasion. However the 1920 case ruled it inconclusional based on not enough evide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s we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urth amendment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case of Mapp vs. Ohio (1961) which overturned Wolf vs. Colorado(1949), by saying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Exclusionary Rule from the case Weeks vs. US (1914) was now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individually. This was possible through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he Fifth amendmen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the idea that you can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was applied to the states in 1969 in the case of Benton vs. Maryland. This case overturned the previous case of Palko vs. Connecticut (1937) where Palko was retried on a case where he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the second time he was tried for the same crim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The case of Escebedo vs. Illinois(1964) also elaborated on the Fifth amendment, saying that once you move from investigating to accusing a person, a lawyer must be present for the proper defense and interpretation. Miranda vs. Arizona (1966) also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adding onto the Fifth amendment that you must be read your “Miranda Rights”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The Six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s of Gideon vs. Wainright (1963), and several juvenile court procedings.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His wrote to the Supreme Court who tried his case and gave him proper counsel to defend himself. Several court cases also changed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pply to juveniles convicted of crimes. They included Kent vs. US( 1966), In re Gault (1967), In re Winship (1970), Breed vs, Jones (1975), and Illinois vs. Montenez (1996), which held that a “concerned adult” must accompany a child on trial.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 of Robinson vs. California (1962), which applied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right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o the states. The case of Avery vs. Johnson also affected the Eighth amendment in 1968 when it declared “jailhouse lawyers legal, absent other legal resources.” The case of Wolff vs. McDonnell (1974) reversed the case Ruffin vs. Commonwealth of (1871), which made prisoners slaves of the state, and gave the prisoners ne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especially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ere was also great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Eighth amendment supported Restorative or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se two types of justice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criminals. Restorative focused activities and punishmen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e towards the public and individuals, while Redistributive focused on the offenders past behavior. The ideas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were also questioned in the revolution within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case of Morrisey vs. Brewer (1972) was the landmark defin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parole, and the case Gagnon vs. Scarpelli in 1973 set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probation. The final adaptations to the Eighth amendment were about inmate conditions, it included Holt vs. Sarver which discussed “shocking the conscience,” Pell vs. Procunier (1974) which dealt with the legal base of prisoner’s rights,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urman vs. Georgia in 1972 and Gregg vs. Georgia in 1976.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ega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nd would conclude the revolution leading to the aftermat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gave the courts after Warren, Burger and Rehnquist the ability to again change the cases and ideal that ruled the amendments. Their more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s created controversy in the way that amendments now affected citizens as opposed to their “old” meanings.
During the Warren Court, there was th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d the enforcement of Due Process. However, then came the aftermath, the Burger and Rehnquist courts, both of which were not happy with the previous work of the Warren Court. The many efforts of Warren and his supporters were not liked, even despised by Burger and Rehnquist, and they made valiant efforts to modify and overturn many of his landmarks.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四节 高速公路的特别规定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章 事故预防与执法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通行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的有序、安全、畅通。
第四条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城市布局和交通需求相适应。城市规划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相协调，合理配置道路资源，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交通，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领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有关部门确定管理目标，增加对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和科技管理手段的投入；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协调机制、重大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文明建设、科学研究与应用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交通、规划、建设、市政、环保、农业、发展改革、城管监察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第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文明素质。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所属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和所属车辆的管理工作，落实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中、小学校应当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综合评定。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社会公众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第九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统一组织下，提供志愿服务，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对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十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凭证。机动车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机动车登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摩托车和道路专项作业车辆登记，应当符合本市的交通发展规划，在限定的区域内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二条 在本市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期间，机动车需要临时在道路上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第十三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除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予办理相应登记或者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其所有人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其所有人在办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前，必须先行办理报废机动车的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机动车前后的规定位置，各安装一面号牌，不得倒置或者反向安装；
(二)在前窗右上角粘贴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环境保护合格标志；
(三)货运机动车及挂车车厢后部喷涂放大的本车牌号；
(四)大、中型客运机动车驾驶室两侧喷涂准乘人数，从事营运的，应当喷涂经营单位名称和营运编号；
(五)总质量在3.5吨以上的货运汽车、挂车，按照规定安装侧、后防护装置；
(六)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
(七)车身两侧的车窗和前后窗，不得粘贴、喷涂妨碍驾驶视线的文字、图案，不得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
(八)道路施工养护、环卫清扫、设施维修及绿化等专业作业车辆，符合国家和本市的道路作业车辆安全标准；
(九)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
第十六条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驾驶人应当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本市有关规定，对车辆进行维修和保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排放合格。
第十七条 机动车定期安全技术检验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前，有未接受处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受处理。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其他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第十九条 申请非机动车登记的，应当提交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和车辆来历证明。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下肢残疾证明。
申请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登记，应当符合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只可过户给符合规定条件的残疾人。
第二十一条 非机动车牌证丢失，车辆所有人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车辆，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十二条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凭证。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换证手续。
第二十三条 场地与道路驾驶培训、考试，应当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机动车考试场进行。
第二十四条 本市实行机动车驾驶人驾驶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持有本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或者持有外省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本市注册登记的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领取驾驶人信息卡。驾驶人信息卡记载驾驶人道路交通违法、事故处理、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其他信息。
驾驶人信息卡遗失、损坏的，持卡人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补领，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录有关信息后，方可使用。
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驾驶人信息卡，并与驾驶证同时使用。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五条 大型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在立项时，应当由市交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道路交通影响评价。经论证，对交通环境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立项主管部门不予立项。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应当与道路同时设计、同时验收。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
第二十七条 道路、交通设施的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通行需要，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道路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
第二十八条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应当根据道路状况，本着安全、畅通的原则，合理规划并实施。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的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设计标准和规范。已经建成或者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根据本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规划或者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范围内确定道路停车泊位，并设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占用、撤销道路停车泊位。
第三十条 开辟和调整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旅游汽车路线或者车站，应当符合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方便出行的要求。交通等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在道路上堆物、施工作业以及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广告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占用道路行为，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占用道路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提前向社会公示，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进行；
(二)在作业区周围设置围挡，夜间在围挡设施上设置并开启照明设备，设置交通标志、交通设施及施划交通标线的作业除外；
(三)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的地点设置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夜间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
(四)施工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五)施工作业完毕，应当修复损毁路面，并清除现场遗留物。
第三十二条 在道路上进行维修、养护等作业的机动车及作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作业时间避开交通流量高峰期；
(二)车辆开启黄色标志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按顺行方向行进；
(三)在车行道停车作业时，在作业现场划出作业区，并设置围挡；白天在作业区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夜间在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
(四)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第三十三条 作业车辆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箭头指示标志灯：
(一)占用左侧车道作业时，开启右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右变更车道；
(二)占用右侧车道作业时，开启左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左变更车道；
(三)占用中间车道作业时，开启左右双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左右两侧变更车道。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四条 车辆、行人应当各行其道，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货运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在慢速车道行驶；大客车不得在快速车道行驶，但超越前方车辆时除外；
(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和摩托车，只准在辅路行驶；
(三)实习期内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不得在快速车道行驶；
(四)行人遇人行道有障碍无法正常通行而借用车行道通行时，车辆应当避让借道通行的行人。
第三十五条 车辆变更车道不得影响其他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先行；
(二)按顺序依次行驶，不得频繁变更机动车道；
(三)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二条以上机动车道；
(四)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第三十六条 在道路划设的公交专用车道内，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准公共汽车、电车通行，其他车辆不得进入该车道行驶；遇交通管制等特殊情况时，按照交通警察指挥或者交通标志指示，可以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
在划设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共汽车、电车应当在公交专用车道内顺序行驶。在未划设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上，公共汽车、电车不得在快速车道内行驶。超越前方车辆时，只准借用相邻的一条机动车道，超越前方车辆后应当立即驶回原车道。
第三十七条 出租汽车上下站、出租汽车停靠站为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地点，其他车辆不得占用。
在设置出租汽车上下站的地点，出租汽车可以临时停车上下乘客，上下乘客后应当立即驶离。
在设置出租汽车停靠站的地点，出租汽车可以临时停车上下乘客或者顺序排队等候。
第三十八条 遇有重大国事、外事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采取管制措施3日前向社会公告。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城市道路最高时速为70公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最高时速为80公里。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正三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30公里。
附载作业人员的货运汽车、全挂拖斗车、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货运汽车、二轮摩托车、侧三轮摩托车和铰接式客车、电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50公里，在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60公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空闲、视线良好且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快速接续行驶，不得妨碍后车通行。
第四十一条 机动车在夜间路灯开启期间，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
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100米至50米开启转向灯。
第四十二条 机动车可以在有掉头标志、标线或者未设置禁止左转弯、禁止掉头标志、标线的路口、路段掉头。掉头时应当提前进入导向车道或者在距掉头地点150米至50米处驶入最左侧车道，并不得妨碍行人和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通过环形路口，应当按照导向箭头所示方向行驶。进环形路口的机动车应当让已在路口内环行或者出环行路口的机动车先行。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应当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进出或者穿越道路的，应当让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进主路的机动车应当让在主路上行驶的和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辅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让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
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行驶缓慢时，应当停车等候或者依次行驶，不得进入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不得鸣喇叭催促车辆、行人。
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在行驶中不得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牵引与被牵引的机动车、道路作业车辆、警车护卫的车队以及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驶的机动车除外。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在行驶中发生故障、事故的，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告标志；除抢救伤员、灭火等紧急情况外，驾驶人、乘车人应当迅速离开车辆和车行道。
第四十八条 牵引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牵引车与被牵引车均应当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一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二)夜间使用软连接牵引时，牵引装置上设置反光标识物；
(三)道路设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在慢速车道内行驶；
(四)道路设有主路、辅路的，在辅路上行驶；
(五)全挂拖斗车、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不得牵引车辆；
(六)不得牵引轮式专用机械车及其他轮式机械。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停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停车场或者交通标志、标线规定的道路停车泊位内停放；
(二)在道路停车泊位内，按顺行方向停放，车身不得超出停车泊位；
(三)借道进出停车场或者道路停车泊位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正常通行。
第五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顺行方向，车身右侧紧靠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二)夜间或者遇风、雨、雪、雾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开启示廓灯、后位灯、雾灯。
第五十一条 公共汽车、电车驶入停靠站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停靠站一侧单排靠边停车；
(二)不得在停靠站以外的地点停车上下乘客；
(三)不得在停靠站内待客、揽客。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试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悬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试车号牌；
(二)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一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三)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四)不得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得在道路上进行制动测试。
第五十三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其他机动车不得在应急车道内行驶。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需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灯光、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车身超出应急车道占用车行道的，应当将故障车警告标志设在被占用的车行道内。
第三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第五十四条 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遇放行信号时，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
(二)左转弯时，沿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右侧转弯；
(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
(四)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
第五十五条 驾驶非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1。5米的范围内行驶，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2米的范围内行驶，畜力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6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
(三)与相邻行驶的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避让行人；
(四)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五)不得在车行道上停车滞留；
(六)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
(七)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制动器失效的，不得在道路上骑行；
(八)成年人驾驶自行车可以在固定座椅内载一名儿童，但不得载12岁以上的人员；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
(九)人力客运三轮车按照核定的人数载人，人力货运三轮车不得载人；
(十)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在人行道和人行横道上骑行。
第五十六条 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行驶证；
(二)可以载一名陪护人员，但不得从事营运。
第五十七条 行人和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行人应当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1米的范围内行走；
(二)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
(三)行人不得在车行道上行走或者兜售、发送物品；
(四)不得在车行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车辆；
(五)遇有交通信号放行机动车时，未被放行的行人不得进入路口；
(六)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在停靠站或者指定地点依次候车，待车停稳后，先下后上；
(七)乘坐机动车不得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
(八)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证、饮酒或者身体疲劳不宜驾驶的，不得乘坐；
(九)乘坐货运机动车时，不得站立或者坐在车厢栏板上；
(十)乘坐二轮摩托车时，只准在后座正向骑坐；
(十一)不得搭乘电动自行车、人力货运三轮车、轻便摩托车；不得违反规定搭乘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第四节 高速公路的特别规定
第五十八条 机动车需要上高速公路行驶的，驾驶人应当事先检查车辆的轮胎燃料、润滑油、制动器、灯光、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等，并保证齐全有效。
第五十九条 高速公路救援车、清障车应当按照标准安装示警灯，喷涂明显的标志图案。执行救援、清障任务时，应当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六十条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施工、维修、养护等作业的单位，除日常维修、养护外，应当在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内进行，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距离作业地点来车方向的1000米、500米、300米、100米处分别设置明显的警告标志牌，夜间设置红色示警灯(筒)；
(二)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第六十一条 遇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时，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限制车速、调换车道、暂时中断通行、关闭高速公路等交通管制措施。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时，应当设置交通标志或者发布公告。
第六十二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保证高速公路安全防护设施的齐全有效及时清理发生故障的车辆和其他障碍，劝阻禁限车辆、行人从收费站或者服务区进入高速公路。
第六十三条 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现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勘查工作完毕后，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及时进行清理。清理时应当按照道路施工作业的规定实行安全控制。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特别重大事故、特大事故或者危险化学品、放射性危险物品运输事故报警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报告。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协调事故处理。
第六十五条 对当事人依法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者交通警察可以当场处理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具体范围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六条 现场勘查完毕后，当事人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按照要求及时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并清理现场。
在当事人拒不服从、无力实施或者遇有影响公众利益的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定单位代为当事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并清理现场，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应当接收、保管从现场清理的物品。
故障车的清理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检验、鉴定的需要，可以收集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以及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证据，并妥善保管，检验、鉴定后应当立即发还。
第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有过错的，应当确定当事人有责任；当事人没有过错的，应当确定当事人无责任。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
(一)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其他当事人无过错的，有过错的为全部责任，无过错的为无责任；
(二)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均有过错的，作用以及过错大的为主要责任，作用以及过错相当的为同等责任，作用以及过错小的为次要责任；
(三)无法确定各方当事人有过错或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为无责任；
(四)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为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为全部责任；
(五)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其他方为无责任。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具体确定标准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九条 本市依法对机动车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肇事车辆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肇事车辆按照相当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先行赔偿。
第七十条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 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二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已先行赔付的，保险公司有权予以追偿。
第七十三条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有上述行为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均有上述行为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有上述行为，又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均有前述行为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四条 当事人共同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赔偿请求、理由，并提供相应的凭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当事人的调解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六章 事故预防与执法监督
第七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本着预防与减少交通事故，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组织制定应对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公安、交通、卫生、市政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
遇有应急预案所规定的情形发生时，各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相互密切配合，并注意信息的沟通、反馈。
第七十六条 本市建立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对本单位所属机动车的使用、保养、维修、检查制度，保持车辆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二)教育本单位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建立对本单位专职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制度；
(三)专业运输单位录用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对驾驶人员进行资质审查和专门的道路交通安全培训考核，建立档案，并向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四)专业运输单位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交通安全工作，设置交通安全工作机构，并配备交通安全专职人员；
(五)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实现交通安全目标。
第七十七条 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交通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隶属关系督促本系统各单位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中央在京机关及驻京军事机关的交通安全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本系统各单位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本市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定期监督检查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落实情况，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奖励和处罚。
第七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警察的管理，提高交通警察的素质和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营运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的检测。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接受行政监察机关、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建的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队伍，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罚。对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八十一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元罚款：
(一)违反交通信号、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规定靠路边行走的；
(二)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
(三)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的；
(四)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的；
(五)在道路上有追车、抛物击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的；
(六)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的；
(七)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八)通过铁路道口未按照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的；
杨金强、余飞* 译(译者均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2006级诉讼法研究生)
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由50个州组成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的信念。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仍然吸引着众多人涌入美国。它产生于几百年前，经过发展、变革并持续到今天。自由信念的核心就是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当程序原则自从确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理念。它使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胜诉并由此产生诸多正义的判决，这些判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司法实践。同时，正当程序理念也把美国公众分为强调公共秩序和强调个人权利的两派。
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过程主要涵盖在四个重要文件之中，即“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大宪章”是英国的宪法性文件，旨在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并保障其权利不受统治者——国王的侵犯。美国依据“大宪章”制定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并且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1765年起草的“殖民地权利与不满宣言”，是殖民地人民发泄对王室怨气的宣言书。正当程序原则和其他相关法律反对英国统治下的不公正审判，并以此消除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775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从以上提及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得被随意剥夺。同时，正当程序原则也限制政府的立法权并确保制定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独立宣言”以及1776年的美国宪法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被视为最高权威的宪法补充了前十项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内容涉及公民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程序。宪法第四修正案特别针对正当程序原则，宣称“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由的搜查和扣押，没有合理的事实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搜查令必须描述清楚搜查的地点、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地描述清楚需要逮捕的人。”这些保障了公民在警察突击搜查时享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使得对“合理怀疑”的界定在当时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并经过了多次修正和发展。宪法第五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来实现法律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自身生命、财产以及自由的剥夺。在此修正案之前，无论被指控犯罪的人实际上有罪还是无罪，他都会被推定为有罪。接下来，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了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更好的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正如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所描述的，主人公被定罪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在法庭上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这也表明了律师辩护权重要性。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另一个里程碑。它宣称，“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这样，即使在犯罪的情况下，也能合理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多部关于狱中生活、酷刑和非常刑罚的影片此刻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奴隶制经济繁荣的那段时期，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有所减慢；过后，随着北方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该原则又开始继续发展。随着1857年规定“隔离但平等”的“斯科特案”被推翻，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基于出生地和居住年限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宪法权利。不久之后的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选举权以便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公民的选票将被平等地对待，并且允许任何具有一定条件的人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同时，第十四修正案增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第二个条款——除非各州依据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否则不能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作为正当程序原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而非创造新的法律和程序来继续支持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审查权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听审低级别法院的案件，并因此基于联邦法律而不是州法律作出决定。关于司法审查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s. Madison）案，马歇尔法官就是依据比州法律效力更高的联邦宪法作出的判决。司法审查权在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莱西”（Martin vs. Hunter’s Lessee）案中再次被动用。沃伦法官主持最高法院时坚持司法审查的传统，对一些有可能终结正当程序发展的重要案件作出了决定性改变，使美国进入了被称为“正当程序革命”的时代。
自从沃伦法院在实践中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开始，正当程序革命拉开了序幕。形势在几个关键的案件被推翻之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关于“是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的争论声中，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在正当程序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
正当程序革命通过1954年的“布朗诉拖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推翻1896年的“普莱西诉福格森”（Plessy vs. Ferguson）案而被正式提出。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所有人都必须在诸如座位、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受到平等对待。这一判决的理念促使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产生，该法案宣称：“为了贯彻实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为了授权美国巡回法院旨在救济公共设施歧视案件的管辖权，为了授权总检察长保障公民享有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宪法权利，为了扩大民权委员会的职能，为了在联邦的协助下消除歧视，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就业机会平等的委员会，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制定本法案。”
“西尔维斯特•蓝博公司诉合众国”（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一案标志着这场革命进入下一个阶段。此案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引入“毒树之果”的领域，意味着警察必须合法地收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使用。本案中，警方非法闯入蓝博公司并获取了该公司的税务记录，企图指控该公司逃税。最终，由于窃取的税务记录没有被法庭采纳而导致了控方证据不足。同时，第四修正案在推翻“沃尔夫诉科罗拉多”（Wolf vs. Colorado）案判决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一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案宣称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Weeks vs. US）案确立的涉及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各州法院。这被视为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合理推定。
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是正当程序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禁止双重危险的条款规定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追诉。该原则在1969年的“本顿诉马里兰州”（Benton vs. Maryland）案中得到适用。此案例推翻了1937年的“帕科诉康涅狄格州”（Palko vs. Connecticut）案，该案中，被告帕科遭到重复审判，第一次他被判处监禁刑，第二次他因同一罪被判处死刑。1964年的“埃斯贝托诉伊里诺伊州”（Escebedo vs. Illinois）案阐释了第五修正案，一旦某人涉及到被指控的调查中，必须有律师在场作合适的辩护和解释。这一时期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s. Arizona）案也为第五修正案增加了新的含义，即被逮捕时必须被告知“米兰达权利”。
宪法第六修正案在1963年“吉迪恩诉温赖特”（ Gideon vs. Wainright）案和一些青少年犯罪法庭的审判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赋予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完善了法庭审判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描述了辩护权的革命，吉迪恩由于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而被定罪。于是，吉迪恩写信给最高法院要求为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其他几个重要案件使得第六修正案在青少年犯罪审判中适用，包括1966年的“肯特诉合众国”（ Kent vs. US）案，1967年的 “高尔特”（ re Gault）案，1970年的温西普案（re Winship），1975年的“布雷德诉琼斯”（ Breed vs, Jones）案和1996年的“伊里诺伊州诉蒙特内兹”（ Illinois vs. Montenez）案，以上案件都要求青少年罪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出庭。
1962年的“罗宾逊诉加州”（Robinson vs. California）案发展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规定的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1968年的“艾弗利诉约翰森”（Avery vs. Johnson）案也影响了第八修正案，该案认为，关于监所律师的立法，占用了其他的司法资源。1974年的“沃尔夫诉麦克道尔”（Wolff vs. McDonnell）案推翻了1871年的“拉芬诉联邦”（Ruffin vs. Commonwealt）案，后者把囚犯看作国家的奴隶，前者则为囚犯提供了新的宪法架构内的保护，特别是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在第八修正案是支持“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两种形式的正义针对犯罪的不同方面。“恢复性正义”强调犯罪行为和处罚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而“重分配正义”强调罪犯自身对罪行的悔过。缓刑和假释的观点在第八修正案的发展过程中被质疑。1972年的“莫里斯诉布莱尔”（Morrisey vs. Brewer）案是界定假释制度的里程碑，1973年的“加贡诉斯卡贝里”（Gagnon vs. Scarpelli）案则提出了缓刑的标准。对第八修正案最后的调整是关于囚犯待遇的，包括以下案件：对我们的良心提出挑战的“霍尔特诉萨维”（Holt vs. Sarver）案；1974年关于囚犯基本法律权利的“贝尔诉普罗柯尼尔”案（Pell vs. Procunier）案；1972年涉及死刑问题的“福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s. Georgia）案和1976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s. Georgia）案。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拉开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序幕，同时也为革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它提供了沃伦之后的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推翻先例的根据。他们越来越保守的解释引发了如下争议：该修正案是不是违背立法的本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当程序的理念在沃伦法院时期得以发展、实施，而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却被终结，后两者都不大认同先前沃伦法院的工作。沃伦与其支持者们的许多努力得不到认同，甚至还受到伯格和伦奎斯特的轻视，他们一直力图修改甚至推翻沃伦时期的许多判决。
伯格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了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伯格法院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善意例外”使第四修正案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法人员的行为具有客观的善意，或者他们所造成的侵犯是微小的，则过分强调被指控一方的权利就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个原则随着1984年的“合众国诉莱昂”（U.S. vs. Leon）案而普遍化。此案中，根据一位秘密监察员的报告，警方认为存在合理根据而取得了搜查令状，在里昂的三个住处查出了大量毒品。由于申请令状的根据不充分，该证据起初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最终，通过排除规则的例外使该证据的资格得以认定。在1987年的“马塞诸塞州诉舍帕德”（Massachusetts vs. Sheppard）一案中，警察申请令状时的理由也不充分。伯格法院做出了相同判决。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沃伦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案所强调的原则，从而修正了对“合理根据”的理解。
伦奎斯特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米兰达案（Miranda vs. Arizona）和埃斯科贝托（escobedo vs. Illinois）案判决的例外规定。从1986年起至今，伦奎斯特法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布瑞尔诉威联姆斯”（Brewer vs. Williams）案确立的“必然发现”原则修正了沃伦法院的判决，该案中的被告被剥夺了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通过支持1984年的“纽约诉跨雷斯”（New York vs. Quarles）案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原则，该案中，被告私藏武器侵害了公共安全。“合众国诉迪格森”（U.S. vs. Dickerson）案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的改革，因为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但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对米兰达规则的修正仅仅是一种重申，而不是改变。这是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它对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以上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还在其他方面修改了沃伦法院的判决，如规定囚犯不受残酷和非常刑罚的宪法第八修正案。“Hands-Off Doctrine（法官放手）”原则的回归，在基于1991年的“威尔逊诉塞特”（Wilson vs. Seiter）案的惩教制度上允许惩戒体系内部的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案中，阿肯色州监狱的一个犯人控告监狱滥用囚犯。这条原则要求在衡量是否属于残酷和非常刑罚时，要考虑监狱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蓄意的疏忽”。1995年，“桑丁诉克纳”（Sandin vs. Conner）案导致了全美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整，允许司法正义的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囚犯通过服刑的过程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沃伦法院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被修改。正当程序革命的终结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朝着对制定法和判例进行严格解释的方向发展。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和美国的司法审查理念都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新的修正下开始慢慢被瓦解。联邦最高法院今天仍然继续对这些理念进行修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最高法院对布什总统的选择和决定方式仅仅是基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自由意志，而并非通过一个宪法性判决。正当程序原则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还是将来会出现转机？
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准确预测，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来对将来的情况做出推断。诸多修正陈旧理念的判例已经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犯罪控制的目的与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实施的需要与对无辜者的保护将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的矛盾。在将来高科技武器和方法泛滥的情况下，控制犯罪的目的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正当程序理念将丝毫不会削弱，因为它是司法正义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因素和法院之间的角力也将会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因素。政客们统治着当下的美国，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最高法院吗？总统将会选择谁进入最高法院？不同的总统的不同选择将造成最高法院不同的倾向。因此，最近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总统选举和布什将会任命谁进入最高法院都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考虑布什或戈尔上台后会提名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必将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宪法修正案会如何对待基因技术？法院如何帮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正当程序的规制下控制犯罪？宗教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日俱增，是否需要对宪法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能回应这种全球范围的变化？
正当程序原则将来会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所变化。这源自于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影响。1919年的“舍克诉合众国”（Schenck vs. U. S.）案确立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将如何规制仅有数据和信息的互联网领域？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Gitlow vs. New York）案使问题变得复杂，它赋予了警察惩罚危害社会公德、煽动犯罪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权力。如何根据互联网和技术信息的复杂性及广泛性来控制它们可能存在的流通？
正当程序原则应当继续坚持，在这个充斥着诸如种族、毒品和文盲问题的暴力年代，正当程序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在我们收到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对暴力发展趋势预测”中被提及。如果该预测中有关暴力的观点直到2005年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对那些间接地参与诸如爆炸、劫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罪犯，强调保护无辜的正当程序原则与犯罪控制目的之间的对抗将继续存在。这种对抗在目前发生在辛辛纳提的种族暴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白人警察在残酷镇压众多黑人的示威和暴乱，他们是否真正地执行了法律并且又保护了无辜，又或者他们的偏执是否损害了我们平常认为是公正的人？
自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至今，正当程序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将来在对待该原则的时候应当继续清除政治中的保守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阿德沃特诉合众国”（Atwater vs. U.S）一案，该案中一位母亲在高速公路上被捕，仅仅由于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单独留在车上而没有给他们系上安全带。这种判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虽然还有相当大的争论，但是执法人员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正一步步地获取更多的权力来做类似的事情，然而在执行中却将该目的置之脑后。本案中，给这位母亲一张罚单并让她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就足够了，而不是当着年轻孩子的面对他们的母亲实施逮捕。这应该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们却正在坚持错误而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当程序的理念仍然会继续发扬它保障公民权利的传统。
资料来源：http://www.collegetermpapers.com/TermPapers/Government_&_Politics/Due_Process_Revolution.shtml，
附翻译原文：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great promise of America that has made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50 States today is Freedom. Many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y of these freedoms starts centuries ago and has developed, revolutionized, and persist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day. At the core of these Freedoms is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everyone has rightFreedoms which still today cause people to flock to the s and freedom until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m arbitrarily, or by the will of a just third party. Due process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ince it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has caused many people to win over the overwhelming odds in court cases and has presided over many righteous decisions that still affect cases today. Due process has also divided the country as public order advocates or individual rights supporters.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is conceived from four important documents, the Magna Charta,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gna Charta was an English document that gave citizens rights and protection from their ruling body, which in that case was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Magna Charta was used by the U.S. to create the Bill of Right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drafted in 1765, was the original document created by the colonies of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rown. The British unfair trials amongst other tragedies were to be fought with Due Process and the creation of other laws to clear the complain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This would lead to the st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1775.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we would derive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be fairly heard and tried in court before losing life, liberty, or justice. Due process also limit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ke laws, ensuring that they are fair and proper.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and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 furthered again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1776. The Constitution, the document known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cluded Bill of Rights, which were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discussing the freedoms and procedures to protect those freedoms in America.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d specifically to Due Process, stat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This secured peoples right to be searched and violated by raids, 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great controversy in what was to be probably cause, an idea that would b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Fifth Amendment also supported due process in giving any citizen the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Before their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could be taken away someone other than their selves had to be a witness to their crime or have evidence to convict them. Before this, by force, people could be forced to testify as guilty despite their true innocence or guilt. Next,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the next milestone affecting Due Process. The Eighth amendment stated,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This protected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even for those convicted of crimes. Several of the movies we watched in class dealt with prison life an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at reoccurred there.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caused by slavery at th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slowed. Then, with the Civil War resolv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 the development moved on.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in 1865, abolished slavery, giving rights to all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citizen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their birth and their time living in the country. This came from the overturning of the Dred Scott case of 1857, which gave the world the idea of “separate but equal.” Soon after, in 1868,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urther gave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to everyone by declaring peoples votes would be counted equally and allowing anyone within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o run for government positions. It also added the second due process clause that neither could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Warren court was the promine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continued to support Due Process, but no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laws or procedures, b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This power gave the Supreme Court the ability to hear cases from lower level courts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 instead of State law. A classic examp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case of Marbury vs. Madison, 1803, which Chief Justice Marshall redecided the case based on the a greater force than state law, the Constitution. This judicial review was again utilized in 1816, in the Martin vs. Hunter’s Lessee. Warren would carry on this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courts making changes to what would become landmark cases to end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in to the era we can classify a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fter the Warren Court applie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state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began. The legal climate was changed in the overturning of several key cases. The Fourth, Fifth, Sixth,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would all play key roles in the revolution along with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vs.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with the overturning of the case Plessy vs. Ferguson(1896) by the case of 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in 1954. This case when p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by the Warren Court (1953-1969), declared that separate was not equal and that everyone must be incorporated together in all aspects, such as seating, public facilities, etc. The ideals that came from this case would also launch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which states, “To enforc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to confer jurisdiction upon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injunctive relief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to authorize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suits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education, to extend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in federally assisted programs, to establish a Commission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e nex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case of the 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added to Due Process the idea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ed Tree,” which specified that is evidence is taken illegally, then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used in a court of law. In this case, police broke into the lumber company and stole tax records that proved that the company was guilty of tax evasion. However the 1920 case ruled it inconclusional based on not enough evide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s we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urth amendment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case of Mapp vs. Ohio (1961) which overturned Wolf vs. Colorado(1949), by saying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Exclusionary Rule from the case Weeks vs. US (1914) was now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individually. This was possible through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he Fifth amendmen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the idea that you can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was applied to the states in 1969 in the case of Benton vs. Maryland. This case overturned the previous case of Palko vs. Connecticut (1937) where Palko was retried on a case where he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the second time he was tried for the same crim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The case of Escebedo vs. Illinois(1964) also elaborated on the Fifth amendment, saying that once you move from investigating to accusing a person, a lawyer must be present for the proper defense and interpretation. Miranda vs. Arizona (1966) also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adding onto the Fifth amendment that you must be read your “Miranda Rights”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The Six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s of Gideon vs. Wainright (1963), and several juvenile court procedings.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His wrote to the Supreme Court who tried his case and gave him proper counsel to defend himself. Several court cases also changed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pply to juveniles convicted of crimes. They included Kent vs. US( 1966), In re Gault (1967), In re Winship (1970), Breed vs, Jones (1975), and Illinois vs. Montenez (1996), which held that a “concerned adult” must accompany a child on trial.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 of Robinson vs. California (1962), which applied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right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o the states. The case of Avery vs. Johnson also affected the Eighth amendment in 1968 when it declared “jailhouse lawyers legal, absent other legal resources.” The case of Wolff vs. McDonnell (1974) reversed the case Ruffin vs. Commonwealth of (1871), which made prisoners slaves of the state, and gave the prisoners ne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especially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ere was also great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Eighth amendment supported Restorative or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se two types of justice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criminals. Restorative focused activities and punishmen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e towards the public and individuals, while Redistributive focused on the offenders past behavior. The ideas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were also questioned in the revolution within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case of Morrisey vs. Brewer (1972) was the landmark defin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parole, and the case Gagnon vs. Scarpelli in 1973 set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probation. The final adaptations to the Eighth amendment were about inmate conditions, it included Holt vs. Sarver which discussed “shocking the conscience,” Pell vs. Procunier (1974) which dealt with the legal base of prisoner’s rights,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urman vs. Georgia in 1972 and Gregg vs. Georgia in 1976.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ega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nd would conclude the revolution leading to the aftermat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gave the courts after Warren, Burger and Rehnquist the ability to again change the cases and ideal that ruled the amendments. Their more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s created controversy in the way that amendments now affected citizens as opposed to their “old” meanings.
During the Warren Court, there was th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d the enforcement of Due Process. However, then came the aftermath, the Burger and Rehnquist courts, both of which were not happy with the previous work of the Warren Court. The many efforts of Warren and his supporters were not liked, even despised by Burger and Rehnquist, and they made valiant efforts to modify and overturn many of his landmarks.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四节 高速公路的特别规定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章 事故预防与执法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通行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的有序、安全、畅通。
第四条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城市布局和交通需求相适应。城市规划应当与道路交通安全相协调，合理配置道路资源，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交通，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领导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有关部门确定管理目标，增加对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和科技管理手段的投入；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协调机制、重大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文明建设、科学研究与应用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交通、规划、建设、市政、环保、农业、发展改革、城管监察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
第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文明素质。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做好所属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和所属车辆的管理工作，落实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中、小学校应当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综合评定。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社会公众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第九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统一组织下，提供志愿服务，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对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
第十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凭证。机动车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机动车登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摩托车和道路专项作业车辆登记，应当符合本市的交通发展规划，在限定的区域内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二条 在本市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期间，机动车需要临时在道路上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第十三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除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予办理相应登记或者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其所有人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其所有人在办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前，必须先行办理报废机动车的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机动车前后的规定位置，各安装一面号牌，不得倒置或者反向安装；
(二)在前窗右上角粘贴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环境保护合格标志；
(三)货运机动车及挂车车厢后部喷涂放大的本车牌号；
(四)大、中型客运机动车驾驶室两侧喷涂准乘人数，从事营运的，应当喷涂经营单位名称和营运编号；
(五)总质量在3.5吨以上的货运汽车、挂车，按照规定安装侧、后防护装置；
(六)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
(七)车身两侧的车窗和前后窗，不得粘贴、喷涂妨碍驾驶视线的文字、图案，不得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
(八)道路施工养护、环卫清扫、设施维修及绿化等专业作业车辆，符合国家和本市的道路作业车辆安全标准；
(九)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
第十六条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和驾驶人应当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本市有关规定，对车辆进行维修和保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排放合格。
第十七条 机动车定期安全技术检验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前，有未接受处理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受处理。
第二节 非机动车
第十八条 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其他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第十九条 申请非机动车登记的，应当提交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和车辆来历证明。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下肢残疾证明。
申请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登记，应当符合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只可过户给符合规定条件的残疾人。
第二十一条 非机动车牌证丢失，车辆所有人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车辆，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领。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十二条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凭证。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换证手续。
第二十三条 场地与道路驾驶培训、考试，应当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机动车考试场进行。
第二十四条 本市实行机动车驾驶人驾驶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持有本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或者持有外省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本市注册登记的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领取驾驶人信息卡。驾驶人信息卡记载驾驶人道路交通违法、事故处理、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其他信息。
驾驶人信息卡遗失、损坏的，持卡人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补领，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补录有关信息后，方可使用。
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驾驶人信息卡，并与驾驶证同时使用。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五条 大型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在立项时，应当由市交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道路交通影响评价。经论证，对交通环境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立项主管部门不予立项。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应当与道路同时设计、同时验收。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
第二十七条 道路、交通设施的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通行需要，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路交通信号。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道路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
第二十八条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应当根据道路状况，本着安全、畅通的原则，合理规划并实施。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的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设计标准和规范。已经建成或者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根据本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规划或者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范围内确定道路停车泊位，并设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占用、撤销道路停车泊位。
第三十条 开辟和调整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旅游汽车路线或者车站，应当符合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方便出行的要求。交通等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在道路上堆物、施工作业以及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广告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占用道路行为，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经批准占用道路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提前向社会公示，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进行；
(二)在作业区周围设置围挡，夜间在围挡设施上设置并开启照明设备，设置交通标志、交通设施及施划交通标线的作业除外；
(三)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的地点设置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夜间在距来车方向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
(四)施工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五)施工作业完毕，应当修复损毁路面，并清除现场遗留物。
第三十二条 在道路上进行维修、养护等作业的机动车及作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作业时间避开交通流量高峰期；
(二)车辆开启黄色标志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按顺行方向行进；
(三)在车行道停车作业时，在作业现场划出作业区，并设置围挡；白天在作业区来车方向不少于50米、夜间在不少于100米的地点设置反光的施工标志或者注意危险警告标志；
(四)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第三十三条 作业车辆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箭头指示标志灯：
(一)占用左侧车道作业时，开启右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右变更车道；
(二)占用右侧车道作业时，开启左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左变更车道；
(三)占用中间车道作业时，开启左右双箭头指示标志灯，指引后方车辆向左右两侧变更车道。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四条 车辆、行人应当各行其道，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货运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在慢速车道行驶；大客车不得在快速车道行驶，但超越前方车辆时除外；
(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和摩托车，只准在辅路行驶；
(三)实习期内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不得在快速车道行驶；
(四)行人遇人行道有障碍无法正常通行而借用车行道通行时，车辆应当避让借道通行的行人。
第三十五条 车辆变更车道不得影响其他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先行；
(二)按顺序依次行驶，不得频繁变更机动车道；
(三)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二条以上机动车道；
(四)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第三十六条 在道路划设的公交专用车道内，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准公共汽车、电车通行，其他车辆不得进入该车道行驶；遇交通管制等特殊情况时，按照交通警察指挥或者交通标志指示，可以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
在划设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共汽车、电车应当在公交专用车道内顺序行驶。在未划设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上，公共汽车、电车不得在快速车道内行驶。超越前方车辆时，只准借用相邻的一条机动车道，超越前方车辆后应当立即驶回原车道。
第三十七条 出租汽车上下站、出租汽车停靠站为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地点，其他车辆不得占用。
在设置出租汽车上下站的地点，出租汽车可以临时停车上下乘客，上下乘客后应当立即驶离。
在设置出租汽车停靠站的地点，出租汽车可以临时停车上下乘客或者顺序排队等候。
第三十八条 遇有重大国事、外事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采取管制措施3日前向社会公告。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城市道路最高时速为70公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最高时速为80公里。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正三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30公里。
附载作业人员的货运汽车、全挂拖斗车、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货运汽车、二轮摩托车、侧三轮摩托车和铰接式客车、电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50公里，在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上行驶时最高时速为60公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空闲、视线良好且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快速接续行驶，不得妨碍后车通行。
第四十一条 机动车在夜间路灯开启期间，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
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100米至50米开启转向灯。
第四十二条 机动车可以在有掉头标志、标线或者未设置禁止左转弯、禁止掉头标志、标线的路口、路段掉头。掉头时应当提前进入导向车道或者在距掉头地点150米至50米处驶入最左侧车道，并不得妨碍行人和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通过环形路口，应当按照导向箭头所示方向行驶。进环形路口的机动车应当让已在路口内环行或者出环行路口的机动车先行。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应当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进出或者穿越道路的，应当让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进主路的机动车应当让在主路上行驶的和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辅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让出主路的机动车先行。
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行驶缓慢时，应当停车等候或者依次行驶，不得进入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不得鸣喇叭催促车辆、行人。
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在行驶中不得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牵引与被牵引的机动车、道路作业车辆、警车护卫的车队以及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驶的机动车除外。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在行驶中发生故障、事故的，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告标志；除抢救伤员、灭火等紧急情况外，驾驶人、乘车人应当迅速离开车辆和车行道。
第四十八条 牵引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牵引车与被牵引车均应当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一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二)夜间使用软连接牵引时，牵引装置上设置反光标识物；
(三)道路设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在慢速车道内行驶；
(四)道路设有主路、辅路的，在辅路上行驶；
(五)全挂拖斗车、运载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不得牵引车辆；
(六)不得牵引轮式专用机械车及其他轮式机械。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停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停车场或者交通标志、标线规定的道路停车泊位内停放；
(二)在道路停车泊位内，按顺行方向停放，车身不得超出停车泊位；
(三)借道进出停车场或者道路停车泊位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正常通行。
第五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顺行方向，车身右侧紧靠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同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二)夜间或者遇风、雨、雪、雾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开启示廓灯、后位灯、雾灯。
第五十一条 公共汽车、电车驶入停靠站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停靠站一侧单排靠边停车；
(二)不得在停靠站以外的地点停车上下乘客；
(三)不得在停靠站内待客、揽客。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试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悬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试车号牌；
(二)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一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三)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四)不得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得在道路上进行制动测试。
第五十三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其他机动车不得在应急车道内行驶。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需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灯光、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车身超出应急车道占用车行道的，应当将故障车警告标志设在被占用的车行道内。
第三节 非机动车、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第五十四条 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遇放行信号时，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
(二)左转弯时，沿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右侧转弯；
(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
(四)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
第五十五条 驾驶非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向行驶。在没有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1。5米的范围内行驶，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2米的范围内行驶，畜力车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2。6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
(三)与相邻行驶的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避让行人；
(四)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五)不得在车行道上停车滞留；
(六)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
(七)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制动器失效的，不得在道路上骑行；
(八)成年人驾驶自行车可以在固定座椅内载一名儿童，但不得载12岁以上的人员；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
(九)人力客运三轮车按照核定的人数载人，人力货运三轮车不得载人；
(十)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在人行道和人行横道上骑行。
第五十六条 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行驶证；
(二)可以载一名陪护人员，但不得从事营运。
第五十七条 行人和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行人应当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应当在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向左1米的范围内行走；
(二)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
(三)行人不得在车行道上行走或者兜售、发送物品；
(四)不得在车行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车辆；
(五)遇有交通信号放行机动车时，未被放行的行人不得进入路口；
(六)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和长途汽车，在停靠站或者指定地点依次候车，待车停稳后，先下后上；
(七)乘坐机动车不得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
(八)明知驾驶人无驾驶证、饮酒或者身体疲劳不宜驾驶的，不得乘坐；
(九)乘坐货运机动车时，不得站立或者坐在车厢栏板上；
(十)乘坐二轮摩托车时，只准在后座正向骑坐；
(十一)不得搭乘电动自行车、人力货运三轮车、轻便摩托车；不得违反规定搭乘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第四节 高速公路的特别规定
第五十八条 机动车需要上高速公路行驶的，驾驶人应当事先检查车辆的轮胎燃料、润滑油、制动器、灯光、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警告标志等，并保证齐全有效。
第五十九条 高速公路救援车、清障车应当按照标准安装示警灯，喷涂明显的标志图案。执行救援、清障任务时，应当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六十条 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施工、维修、养护等作业的单位，除日常维修、养护外，应当在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内进行，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距离作业地点来车方向的1000米、500米、300米、100米处分别设置明显的警告标志牌，夜间设置红色示警灯(筒)；
(二)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穿戴反光服饰，横穿车行道时，直行通过，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第六十一条 遇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时，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限制车速、调换车道、暂时中断通行、关闭高速公路等交通管制措施。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时，应当设置交通标志或者发布公告。
第六十二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应当保证高速公路安全防护设施的齐全有效及时清理发生故障的车辆和其他障碍，劝阻禁限车辆、行人从收费站或者服务区进入高速公路。
第六十三条 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现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勘查工作完毕后，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及时进行清理。清理时应当按照道路施工作业的规定实行安全控制。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特别重大事故、特大事故或者危险化学品、放射性危险物品运输事故报警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报告。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协调事故处理。
第六十五条 对当事人依法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者交通警察可以当场处理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具体范围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六条 现场勘查完毕后，当事人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按照要求及时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并清理现场。
在当事人拒不服从、无力实施或者遇有影响公众利益的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指定单位代为当事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并清理现场，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应当接收、保管从现场清理的物品。
故障车的清理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检验、鉴定的需要，可以收集交通事故车辆、嫌疑车辆、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以及其他与交通事故有关的证据，并妥善保管，检验、鉴定后应当立即发还。
第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有过错的，应当确定当事人有责任；当事人没有过错的，应当确定当事人无责任。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
(一)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其他当事人无过错的，有过错的为全部责任，无过错的为无责任；
(二)两方以上的当事人均有过错的，作用以及过错大的为主要责任，作用以及过错相当的为同等责任，作用以及过错小的为次要责任；
(三)无法确定各方当事人有过错或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为无责任；
(四)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为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为全部责任；
(五)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其他方为无责任。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具体确定标准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九条 本市依法对机动车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肇事车辆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肇事车辆按照相当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先行赔偿。
第七十条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 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无法确定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二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已先行赔付的，保险公司有权予以追偿。
第七十三条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有上述行为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均有上述行为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有上述行为，又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均有前述行为的，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四条 当事人共同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赔偿请求、理由，并提供相应的凭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当事人的调解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六章 事故预防与执法监督
第七十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本着预防与减少交通事故，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组织制定应对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以及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公安、交通、卫生、市政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
遇有应急预案所规定的情形发生时，各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相互密切配合，并注意信息的沟通、反馈。
第七十六条 本市建立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对本单位所属机动车的使用、保养、维修、检查制度，保持车辆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二)教育本单位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建立对本单位专职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制度；
(三)专业运输单位录用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对驾驶人员进行资质审查和专门的道路交通安全培训考核，建立档案，并向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四)专业运输单位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交通安全工作，设置交通安全工作机构，并配备交通安全专职人员；
(五)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实现交通安全目标。
第七十七条 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交通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隶属关系督促本系统各单位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中央在京机关及驻京军事机关的交通安全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本系统各单位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本市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定期监督检查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落实情况，执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奖励和处罚。
第七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交通警察的管理，提高交通警察的素质和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营运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的检测。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接受行政监察机关、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建的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队伍，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罚。对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第八十一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元罚款：
(一)违反交通信号、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规定靠路边行走的；
(二)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
(三)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的；
(四)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的；
(五)在道路上有追车、抛物击车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的；
(六)在机动车道上拦乘机动车的；
(七)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的；
(八)通过铁路道口未按照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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